税收国家的宪政逻辑
高军
法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原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更名）副教授
“财政为庶政之母”，任何政府的存在与正常运转均仰赖于健全的财政作为后盾。历史上，根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不同，可以划分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税收国家三种类型。古代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行使统治权，对于其管辖领域内的一切财产都具有获取、分配及使用的权力，因此被称为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是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独占企业经营权，并以其收入作为财政主要来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归为这类形态。而税收国家则是指政府不直接经营产业，赢利事业均交由社会来进行，政府的收入来源于税收，当今西方法治国家均为采取税收国家形态。
以上三种形态的国家类型，体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形态。所有权者国家控制一国范围内所有的人和财，其必然结果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企业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按计划安排生产，此时的社会为单位社会，个人仅仅是社会机器上的一颗镙丝钉，对国家处于高度依赖的状态，极端的结果就是“不听话者不得食”。税收国家实现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私有，经济自由，使人摆脱了对国家的依附关系。
税收国家这一概念，来源于“一战”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与财政社会学家鲁道夫•葛德雪的一次著名的论战。面对“一战”后德国糟糕的财政状况，葛德雪于1917年发表了《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一文，提出为摆脱财务危机，国家必须从传统的依赖税收负担转向依赖营业收入，国家应有计划地进入私人经济领域。针对葛德雪的以上观点，1918年熊彼特发表了《税收国家的危机》一文，指出税收与现代国家同时产生，密不可分，它们都存在于私人经济基础之上，现代国家机构和形式实际上根源于其财政上的使命，国家财政支出越高，就越需要依赖于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力，因此他旗帜鲜明的反对国家进入私人经济领域干预私人财产与生活方式。
以上争论，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盈庭，难以率尔定论，但显而易见的是，熊彼特的观点为现当代西方政治经济的主流。事实上，税收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形态，内涵极为丰富，德国公法学者Friauf曾深刻的指出，“宪政国家，尤其是实质法治国家，本质上必须同时为税收国家”。
税收国家的逻辑前提是，国家原则上不拥有资产，国家不自行从事营利活动，国家任务推行所需的经费，主要依赖税收来充实。国家的任务是尊重和保护私人产权，提供例如公路、桥梁、公正廉洁的司法、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经济事务、赢利事业则交由私人来进行，国家不与民争利。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私人部门的决策最富有创造力和效率，道理很简单：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必然比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可靠，这是基于人性的、无需论证的一个基本的常识。政府是靠不住的，政府投资往往是和低效、贪污、浪费联系在一起的，且需要巨大的监督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法律与公共政策由国家制定，国家如果控制资源参与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发生行政垄断、扭曲市场的价格与资源配置机制，最终摧毁市场的悲剧性结果。
税收国家的逻辑内容则主要围绕税收的法理而展开。由于税收是以金钱作为给付标的，而且以量能平等负担为基础，与其它收入相比较，税收对于人民基本权利的影响可以降至最低，以金钱代替劳役的方式，国家可避免过度介入社会运作而保持中立。换言之，通过纳税，一方面使国民与国家之间发生联系，同时使国民与国家之间产生距离，为法治国家创造条件，即人民得保有私经济自由领域，得以自行选定目标，自行求其实现，而得以扩展私人与社会的发展空间。这种人民义务的减少，正为宪法上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权利创造前提条件。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为有限的、可计算的、有距离的，同时也是自由的。
税收国家的逻辑结果是：
首先，政府必须尊重与保护私人产权。税收国家自身不从事私经济活动，而留由社会自由发展，人民对于国家仅负纳税义务，以换取对经济自由与营业自由的保障，私有财产之所以负担纳税义务，其前提即在于国家对私有财产予以宪法之保障。因此，一方面纳税人对国家在负担了纳税义务之外，原则上不再负担其他强制性金钱给付义务；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依法征税，且征税所依之法必须是由公众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制定的法律，即所谓的“无代表，无税收”，而且该税法的内容必须合乎宪法，政府无权通过行政立法来对民众征税，因为道理很简单，由政府来决定征税事宜，从自利的角度必然是税越多越好。此外，国家征税必须有度，必须尊重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并保持其经济能力，即必须遵守“税源保持原则”， 纳税是对人民宪法财产权的限制而非剥夺，立法者仅得依据宪法限制人民基本权利，但不得制定具有扼杀性效果的税法，一旦超越此界限，纳税人的纳税意愿及纳税能力必然减退，甚至一个社会中的精英纳税人纷纷选择“用脚投票”，最终税收的源泉与基础势必枯竭、毁灭。
其次，必须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就是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就是税款的使用支出，国家的活动就是围绕着征税和用税进行的。税收国家的政府财政高度依赖于税收，财政奉行的是量入为出的原则，政府施政不以财政赢余为目标，政府不能以征税本身为目的，不能只是从政府的财政需要出发，单纯凭借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强制性地向社会提取。政府征税并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必须向公众提供公共福利，税收必须真正地“用之于民”，税收作为人民与政府社会契约的对价而存在，政府必须以优质的公共服务来换取纳税人的纳税支持。因此，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体现了政治和政府道德。在纳税问题上，是否征税、征多少税，以及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等税收核心要素的决定和变动等等，不是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必须经过纳税人选出的代表——议会来决定。而征税与用税则为一体之两面，“税收法定”与“用税法定”二者并行不悖不可偏废。事实上，正是围绕着财政税收制度，西方法治先进诸国发展出了一整套完善的以民选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会为核心，以法案表决和预算监督为主要手段的公民授权、监督机制以及运行办法。
其实，判断税收国家的方法很简单，第一，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中立的，包括经济上不参与市场竞争，不干预微观市场，司法上独立等等。第二，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一个“穷政府”，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均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收，税收的征收与使用均听命与服务于纳税人，政府施政不追求赢余，政府不会为税收“超额征收”及拥有巨额外汇储备而沾沾自喜。第三，税收国家的政府必然是服务型政府。“小政府、大社会”是税收国家的基本结构，在税收国家纳税人真正实现了对政府的控制，因此不可能发生政府官员骄奢淫逸、挥霍浪费纳税人血汗的情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多元产权的格局已经形成。当前，税收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已占据核心地位（近年来，从数字上看历年均占90%以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已从改革开放前的企业国家转变为税收国家（但实际上，与税收国家所采取的私经济体制不同的是，我国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我国实际上是一种兼具税收国家与企业国家特征的一种混合形态）。季卫东教授曾指出，“既然国家承认了私有制，那么其主要职能就变成对财产权和契约提供保障性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公平地、以契约当事人之外的第三者出现并根据这一定位来设计各种制度安排。”但遗憾的是，我国离税收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1、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是一种生产建设型政府，国有制与行政管制使政府控制的资源、权力太多，政府利用垄断地位，通过法律，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与民争利。我们搞市场经济二十多年，但本质上仍然是权力经济，这从前段时间广东某市市长激吻发改委批文的有关报道中可以窥见。事实上，从终极意义上来看，通过政府投资、国有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是饮鸩止渴，既不可持续，又阻碍了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且造成通货膨胀，政府主导投资直接的恶果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政府巨额投资必然带来低效甚至无效、贪污、浪费。近年来，每一次政府出台刺激措施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目前民间创业的制度成本过高、制度障碍严重、经营困难，但国有企业却大规模扩张（例如，中粮集团在房地产业的扩张、山西省政府通过一纸政令推行“煤矿重组”，将民营煤矿经营权收归国有等等），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基本都是国有垄断大企业，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好现象，事实上这些企业不但低效而高价，还破坏了社会公正，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以公有制意识形态来做掩护以维护其垄断利益，阻挠市场化改革。另外，这种“藏富于官”而非藏富于民的结果是，民间特别是普通民众消费能力低下，扩大内需缺乏后劲。事实上，当前我国GDP保持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政府的投资推动，GDP虽得到增长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却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在通胀的压力下还有所下降。这种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序上是我国法治建设存在倒退危险的信号。
2、财政收入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与西方税收国家财政收入几乎全部来源于税收不同的是，我国除了税收收入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非税收入，其数目几乎相当于正式的税收收入，这些非税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游离于预算甚至正式的财政制度之外。表现之一为土地财政，1994年中央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分税制，实践证明并不符合央地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地方事权多而财权少，中央政府则反之。税收国家解决央地财政关系的办法在于，税收国家财政主要依靠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国家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中的创新力，纳税人源源不断的纳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稳定的来源。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负责所辖区域的公共服务，双方各有法定的、稳定的税源来支持，地方财政不足的部分由中央通过法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平衡，以期实现全国范围内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反观我国，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数额庞大，但至今尚未实现法制化，“跑部钱进”现象严重。为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中央政府默许地方卖地，我国土地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体制事实上造成了土地产权真正所有者的缺位，地方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一级交易市场而纷纷逐利，某种意义上都摇身一变成为开发商，各地政府热衷征地、拆迁、“经营城市”、新农村建设往往演变为“强迫农民上楼”。强制征地、拆迁造成的后果严重，一是形成了高房价，绑架了经济、绑架了人民的幸福；二是在各地形成了一个个“土地战场”，官民对立现象较为突出，群体性事件甚至极端事件频发不止，造成民心疏离、政府合法性资源流失；三是这种土地财政透支了未来，是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隐藏着巨大的财政风险和经济危机风险。表现之二为除税收外，还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罚款，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公然出卖违法权，实践中“钓鱼执法”、“养鱼执法”现象并不鲜见，前不久沈阳有关部门大肆对经营者罚款导致大量商铺关门即为适例。
3、纳税人尚未实现对征税与用税的控制。首先，我国税收法律化程度低。在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一部，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则有30余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至于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税率等税收实质性要素的制订和修改权往往掌握在财税部门手里，例如2007年财政部突然宣布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导致股市风云突变。其次，政府用税未实现法治化。虽然广大纳税人对政府官员“三公消费”、“权力自肥”、贪污浪费等现象深恶痛绝，但由于知情权、监督权的缺乏，目前尚难以对之进行有效的扼制。
结语：
历史与当代的现实已充分证实了法治必然建立在税收国家之上。虽然，我国并非典型意义上的税收国家，我国有我国的具体国情，但既然我国宪法已明文确立了民主、法治、人权、财产权保障等普世价值，如何选择实现这些宪法价值目标的路径值得我们思考。笔者认为，诚如卡尔•波普尔所言，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权力所有制，而在于权力的具体行使方式。因此，传统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应当让位于民主的细节与具体的法治，税收国家逻辑中的政府中立、不干预微观经济、尊重私人财产权、纳税人为王等内容应当成为我们下一步政治体制体制改革的方向。
本文发表于民革中央刊物《团结》2012/5
河北省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管理条例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4号）
《河北省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管理条例》已由河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2年7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2002年7月30日
河北省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涉案资产价格鉴证行为，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行政执法和仲裁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涉案资产，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在办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以及其他各自管辖的案件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类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以及服务收费。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涉案资产价格鉴证，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接受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以下简称委托机关）或者案件当事人的委托，对需要确定价格的涉案资产进行的价格鉴定、认证、评估。
第四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管理和价格鉴证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是国家指定的涉案资产价格鉴证机构，负责涉案资产价格鉴证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七条 下列涉案资产应当委托价格鉴证机构进行价格鉴证；未经价格鉴证的，不得拍卖、变卖或者采用其他方式处分：
（一）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于确定的资产；
（二）对价格有争议的资产；
（三）陈旧、残损或者使用过的资产；
（四）依法扣押、追缴、没收、查封的资产以及依法应当强制执行的资产；
（五）需要抵债、拍卖的破产企业的资产；
（六）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确定价格或者损失的其他涉案资产。
第八条 涉案资产价格鉴证必须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和高效的原则。
第二章 价格鉴证机构与人员
第九条 从事涉案资产价格鉴证工作的机构必须经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批准。除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外，其他部门或者组织不得批准任何机构或者组织从事涉案资产价格鉴证（评估）业务。
省、设区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涉案资产价格鉴证机构必须依照国家规定，取得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颁发的《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县（市、区）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涉案资产价格鉴证机构必须取得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颁发的《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
第十条 价格鉴证机构从事涉案资产价格鉴证业务，不受行业评估机构资质限制，但应当具有符合相应评估行业规定数量及条件的评估专业人员。没有相应人员的，在从事相关业务时，应当通过相关机构聘请具有相应评估资质的专业人员参加或者移交具有相应专业鉴证能力的上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进行鉴证。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负责办理下列涉案资产的价格鉴证：
（一）同级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委托鉴证的涉案资产；
（二）国家和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属单位的涉案资产；
（三）不在同一设区市行政区域内的案件当事人的涉案资产；
（四）设区市价格鉴证机构不宜鉴证或者鉴证有困难的涉案资产；
（五）争议标的价值在一千万元以上的涉案资产；
（六）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和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涉案资产。
第十二条 设区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负责办理下列涉案资产的价格鉴证：
（一）同级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委托鉴证的涉案资产；
（二）市属单位的涉案资产；
（三）不在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的案件当事人的涉案资产；
（四）县（市、区）价格鉴证机构不宜鉴证或者鉴证有困难的涉案资产；
（五）争议标的价值在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涉案资产。
第十三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负责办理本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涉案资产的价格鉴证。
第十四条 仲裁机构或者当事人委托涉案资产价格鉴证机构，可以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中选定。
第十五条 对于涉及房地产、资源性资产、工程造价、有价证券、无形资产等标的的价格鉴证，委托机关认为必要或者当事人协商同意的，可直接委托上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进行鉴证。除刑事案件外，对于当事人要求委托上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鉴证的，委托机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见。
没有设立价格鉴证机构或者价格鉴证机构没有涉案资产价格鉴证资质的地区，其涉案资产的价格鉴证工作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承担。
第十六条 上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接受价格主管部门的委托，对下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的业务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十七条 从事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的人员必须持有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发的价格鉴证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第十八条 涉案资产价格鉴证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
（一）是本案件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案件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件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鉴证的。
价格鉴证人员的回避由价格鉴证机构的负责人决定；价格鉴证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其主管部门决定。
第十九条 价格鉴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价格鉴证工作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其他秘密，不得通过非竞拍方式购买或者委托他人购买所鉴证的涉案资产。
第三章 价格鉴证的程序和方法
第二十条 对需要进行价格鉴证的涉案资产，委托机关应当在案件调查、侦查、审理、裁决（定）、执行过程中和在拍卖、变卖或者以物抵债前，委托价格鉴证机构进行价格鉴证。
委托机关委托价格鉴证机构进行价格鉴证时，应当依照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出具价格鉴证委托书，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第二十一条 价格鉴证机构受理涉案资产价格鉴证业务委托后，应当指定两名以上的价格鉴证人员承办。对鉴证数额较大、情况复杂的涉案资产价格鉴证项目，应当组成三人以上的价格鉴证小组办理，并经鉴证机构集体审议后作出鉴证结论。
第二十二条 价格鉴证人员凭价格鉴证机构的介绍信和资格证书，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调查取证。被调查者应当协助，如实提供情况和有关资料。
第二十三条 价格鉴证机构在鉴证过程中需要对涉案资产进行财务审核、质量检验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或者聘请有相应资质证的专业人员进行审核、检验和鉴定。
第二十四条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自受理涉案资产价格鉴证委托之日起三十日内，出具价格鉴证结论书。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委托当事人双方另有约定的，从其规定或者约定。
第二十五条 价格鉴证结论书是委托机关及有关部门、单位确定价格或者损失、征收税费、办理产权登记和进行账务处理的依据。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据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结论书，办理案件、进行产权登记、征收税费。
第二十六条 委托机关对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结论书有异议的，可以向原价格鉴证机构要求补充鉴证；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提出重新鉴证或者复核裁定的意见。
案件当事人对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结论书持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价格鉴证结论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关委托机关提出补充鉴证、重新鉴证或者复核裁定的申请。有关机关可以要求原价格鉴证机构补充鉴证；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提出重新鉴证或者复核裁定的意见。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价格鉴证机构可以不再进行重新鉴证或者复核裁定：
（一）有关委托机关对该案件已经依照当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审理结案的；
（二）案件当事人自收到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结论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
（三）在进行涉案资产价格鉴证后资产灭失或者发生变化，不能确认当时资产状况的。
第二十八条 价格鉴证机构应当根据基准日当时、当地同类物品价格、质量状况和新旧程度对涉案资产价格进行鉴证。
第二十九条 在鉴证过程中，属于政府定价的，按政府定价计算；属于政府指导价的，以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为基础，参照当地实际价格水平计算；属于市场调节价的，按同一时间、同一市场、同类资产的中等市场价格水平计算。
文物、贵金属饰品、艺术品、珠宝、有价证券、入境物品等，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价格鉴证。
第三十条 对无法追缴或者已经灭失、形态改变的涉案资产，可以根据委托机关认定的证据材料和有关当事人共同认可的材料，按照当时的实物形态，比照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有关规定进行价格鉴证。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委托机关或者其他有关单位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对涉案资产应当委托价格鉴证但未委托价格鉴证机构进行鉴证的；
（二）委托没有价格鉴证资质证书的机构进行涉案资产价格鉴证（评估）的；
（三）提供虚假情况和资料或者非法干预导致价格鉴证结论失实的。
第三十二条 未取得《价格鉴证机构资质证》的机构进行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的，其出具的鉴证（评估）结论无效，由价格主管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拍卖、变卖或者采用其他方式处分未经价格鉴证机构进行价格鉴证的涉案资产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四条 价格鉴证机构未按照规定的职责权限和鉴证程序、方法进行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的，由价格主管部门宣布其价格鉴证结论无效，并可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其退还鉴证费用；情节严重的，给予价格鉴证机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其停业整顿，发证机关暂扣或者吊销其价格鉴证资质证书。
第三十五条 价格鉴证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价格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价格鉴证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鉴证结论失实，或者随意拖延鉴证时间，严重影响委托机关办案的；
（二）与委托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当事人恶意串通，作出虚假鉴证结论的；
（三）泄露与涉案价格鉴证有关的资料或者数据，影响公正鉴证或者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四）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玩忽职守致使鉴证结论失实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 价格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价格鉴证监督管理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索贿受贿，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揭发或者举报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或者价格主管部门以及相关人员在涉案资产价格鉴证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应当受理，并依法查处。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刑事案件中的涉案资产价格鉴证费用，由财政部门根据价格鉴证机构的业务量，核定专项经费拨款；其他涉案资产价格鉴证费用，由委托机关或者当事人依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收费标准支付。
第三十九条 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的有关文书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监制。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二○○二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