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中国政府 古巴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８日）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古巴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为了便利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发展两国民用航空方面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的参加国；
就建立和经营两国领土之间及其以远地区的航班，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一、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本协定中：
（一）“航空当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局，或者指受权执行该局目前所行使的任何职能的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古巴共和国方面指古巴民航委员会主席，或者指受权执行该主席目前所行使的任何职能的任何个人或者机构。
（二）“公约”，指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开放签字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包括：
根据公约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生效并经缔约双方批准的任何修改，和
根据公约第九十条通过的任何附件或修改，只要此种附件或修改对缔约双方有效。
（三）“空运企业”、“航班”、“国际航班”和“非运输业务性经停”分别具有公约第九十六条中规定的定义。
（四）“指定空运企业”，指根据本协定第三条经指定和授权的空运企业。
（五）“运力”指：
１．就航空器而言，指该航空器在航线或者航段上可提供的商务载量。
２．就航班而言，指飞行该航班的航空器的运力乘以该航空器在一定时期内在航线或者航段上所飞行的班次。
（六）“运价”，指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采用的价格和价格条件，包括提供代理和其他附属服务的价格和价格条件，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报酬和条件。
二、本协定的附件应构成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非另有规定，对本协定的一切援引应被认为包括对该附件的援引。
第二条 授权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以本协定规定的权利，以便其指定空运企业在航线表规定的航线上建立和经营国际航班（以下分别称为“规定航线”和“协议航班”）。
二、在不违反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时，享有下列权利：
（一）沿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规定的航路不降停飞越缔约另一方领土；
（二）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的地点作非运输业务性经停；
（三）在规定航线上的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地点经停，以便载运来自或者前往缔约一方领土的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地点上下前往或来自第三国国际业务的权利，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四、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规定不应被认为给予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装上前往该领土内另一地点的旅客、货物和邮件的权利。
第三条 空运企业的指定和许可
一、缔约一方有权书面向缔约另一方指定一家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并且有权撤销或者更改上述指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属于该缔约方或者其国民。
三、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可要求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向其证明，该指定空运企业有资格履行根据法律和规章所规定的条件，这些法律和规章是该当局在通常情况下，在经营国际航班方面合理地予以实施的。
四、在不违反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另一方在收到上述指定后，应立即发给该指定空运企业以适当的经营许可，不应无故延误。
五、空运企业一经指定并获得许可，即可自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的日期，按照本协定的有关规定开始经营协议航班。
第四条 撤销、暂停或者附加条件
一、在下列任一情形下，缔约一方有权撤销或者暂停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经营许可，或者对该指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权利附加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缔约一方对该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是否属于缔约另一方或者其国民有疑义；
（二）该指定空运企业不遵守缔约一方的法律和规章；
（三）该指定空运企业在其他方面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经营。
二、除非本条第一款所述的撤销、暂停或者附加条件必须立即执行，以防止进一步违反法律和规章，否则这种权利只能在与缔约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
第五条 法律和规章的适用
一、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飞行的航空器进出其领土或者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章，应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进出缔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方领土内的航空器。
二、缔约一方关于旅客、机组、货物或者邮件进出其领土或者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章，例如关于入境、护照、海关和检疫的规章，应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进出缔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方领土内的航空器所载运的旅客、机组、货物和邮件。
三、对直接过境、不离开为直接过境而设的机场区域的旅客、行李和货物，只采取简化的控制措施。
第六条 运力规定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应享有公平均等的机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
二、在经营协议航班方面，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的全部或部分航段上经营的航班。
三、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与公众对规定航线上的运输需求保持密切联系，其主要目的应是以合理的载运比率提供足够的运力，以便满足目前和合理地预测到的缔约双方领土之间的旅客、货物和邮件的运输需要。
四、在指定空运企业的缔约一方以外国家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上下旅客、货物和邮件，应根据运力须与下列各点相联系的总原则予以规定：
（一）来自和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一方领土的运输需要；
（二）该协议航班所经地区的运输需要，但应考虑该地区国家的空运企业所建立的其他航班；
（三）联程航班经营的需要。
第七条 商务安排
一、运力、班次、机型和班期时刻应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
二、业务代理和地面服务事项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可以根据运输需要申请在规定航线上进行加班飞行。加班飞行的申请应根据缔约另一方的有关规章合理提前提出，获准后方可飞行。
第八条 运价
一、缔约双方领土间的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照顾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利润和航班特点（如速度和舒适水平）。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如有必要和可能，可与在相同航线的全部或部分航段上经营的其他空运企业进行磋商。这样商定的运价至少应在其拟议采用之日六十天前提交各自航空当局，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后生效。如缔约任何一方航空当局未批准所提交的运价，应在其拟议采用之日三十天前将异议通知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
三、如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不能就上述运价中的任何一项达成协议，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通过协商，确定运价。
四、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未能根据本条第二款就运价的批准达成协议，或者未能根据本条第三款就运价的确定达成协议，则应根据本协定第十八条规定提交缔约双方解决这一问题。
五、根据本条规定制定新运价前，已生效的运价应继续适用。不过，任何运价的有效期不应超过自其拟议的期满日期起的十二个月。
第九条 提供技术服务和费率
一、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指定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所使用的主用机场和备用机场，并向该指定空运企业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场（包括技术设备及其他设施和服务）、通讯导航设备以及其他附属服务，应按照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规定的公平合理的费率付费。这些费率不应高于对从事国际飞行的其他国家任何空运企业使用类似设备、设施和服务所适用的费率。
第十条 关税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国际航班的航空器、以及留置在航空器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包括发动机）、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在进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应在互惠的基础上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但这些设备和物品应留置在航空器上直至重新运出。
二、除了提供服务的费用外，下列设备和物品在互惠的基础上亦应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或者代表该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或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装上航空器的专供飞行国际航班航空器使用的正常设备、零备件（包括发动机）、燃料、油料（包括液压油）、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即使这些设备和物品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部分航段上使用，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或者代表该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为检修或维护其飞行国际航班航空器的零备件（包括发动机）。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或者代表该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客票、货运单和宣传品，在互惠的基础上应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四、本条第一、二款所述设备和物品，经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这些设备和物品应受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监管直至重新运出，或者根据海关法规另作处理。
五、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和另一家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享有同样豁免的空运企业订有合同，在该领土内向其租借或者转让本条第一、二款所述设备和物品的，则也应适用本条第一、二款的豁免规定。
六、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的下列物品，在进入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和互惠的基础上应豁免关税及其他进口环节的税捐：
（一）办公用品；
（二）办事处自用车辆；
（三）机场内的专用车辆；
（四）用于在市内和机场间运送旅客、机组人员及行李的车辆（不包括小轿车）；
（五）包括零备件在内的电子订座和通讯设备。
七、直接过境的行李和货物，除提供服务的费用外，在互惠的基础上应豁免一切关税、税捐、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第十一条 代表机构和人员
一、为了经营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有权在对等的基础上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构。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派驻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的工作人员，应为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其人数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上述工作人员应遵守缔约另一方颁布的法律和规章。
三、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代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效地经营航班提供协助和方便。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国际航班上的机组人员应为缔约一方国民。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国际航班上雇用任何其他国籍的机组人员，应事先取得缔约另一方的同意。
第十二条 税收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从事国际运输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取得的收入和利润，缔约另一方应免征一切税收。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财产，缔约另一方应免征一切税收。
三、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代表机构人员如系该缔约一方国民，其取得的工资、薪金和其他类似报酬，缔约另一方应免征一切税收。
第十三条 收入汇兑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互惠的基础上，有权将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得的收入汇至缔约一方。
二、上述收入的汇兑应用可兑换货币，并按结算当日适用的有效汇率进行结算。
三、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收入的汇兑提供便利，并应及时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四条 航空保安
一、缔约双方重申，为保护民用航空安全免遭非法干扰而相互承担的义务，构成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二、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以防止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和其他危及民用航空器及其旅客和机组、机场和导航设施安全的非法行为，以及危及民用航空安全的任何其他威胁。
三、缔约双方在其相互关系中，应遵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定的、作为《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并对缔约双方均适用的航空保安规定和技术要求。缔约双方应要求在其领土内注册的航空器经营人或者主要营业地或者永久居住地在其领土内的航空器经营人遵守上述航空保安规定。
四、缔约各方同意可要求其航空器经营人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或者在该方领土内停留时遵守缔约另一方制定的航空保安规定和要求。缔约各方保证在其领土内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在登机或装机前和在登机或装机时，保护航空器的安全，并且在登机或装机前，对旅客、机组、行李、货物和机上供应品进行检查。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提出的为对付特定威胁而采取合理的特殊保安措施的要求，应给予同情的考虑。
五、当发生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事件或者以劫持民用航空器事件相威胁，或者发生其他危及民用航空器及其旅客和机组以及机场和导航设施安全的非法行为时，缔约双方应相互协助，提供联系的方便并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以便迅速、安全地结束上述事件或者以上述事件相威胁。
第十五条 统计资料的提供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根据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要求，向其提供审查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的协议航班的运力所合理需要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应包括确定该指定空运企业在协议航班上所载的业务量所需的全部资料。
第十六条 协商
一、缔约双方应本着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的精神，保证本协定各项规定得到正确的实施和满意的遵守。为此，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经常互相协商。
二、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就本协定进行协商。这种协商应尽早开始，除非另有协议，至迟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
第十七条 修改
一、缔约任何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本协定或者其附件的任何规定，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此项协商可在航空当局之间进行，也可以书面形式或会晤进行，并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要求之日起九十天内开始，除非缔约双方同意延长这一期限。
二、经过本条第一款所述协商而商定的对本协定或者其附件的任何修改，应在通过外交途径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十八条 解决争端
一、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实施或解释发生争端，可先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设法通过谈判予以解决。
二、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不能就上述争端达成协议，此项争端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九条 终止
缔约一方可随时通过外交途径向缔约另一方通知其终止本协定的决定。本协定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终止，除非在期满前经缔约双方协议撤回该通知。
第二十条 生效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临时适用，并自缔约双方通过外交换文相互通知已履行了各自协定生效的法律程序之日起生效。
下列代表，经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遇对协定的任何规定的解释发生分歧，以英文文本为准。
注：附件（略）。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八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古巴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柯德铭 何塞·格拉
（签字） （签字）
附件： 航线表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
中国境内地点——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的
两个中间点——哈瓦那
（二）古巴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经营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
古巴境内地点——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商定的
两个中间点——北京
（三）缔约任何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任何或者所有飞行中可不降停其规定航线上的任何地点，但协议航班应在该缔约方领土内始发和终止。
关于汉语姓名设定的立法建议
徐先明
摘 要：法律应当对公民设定姓名作出限制，但应当允许少数民族作出变通的规定。姓名必须有名有姓，姓氏不可废。公民不可随意取姓，只可随父或者随母。取名只能使用法定用字表中的两个汉字。姓名的意义也应当有所限制。户籍登记机关在控制重名重姓方面应当负主要责任。变更姓名应当有正当原因，并且原则上以一次为限。
关键词：姓名 设定 变更 限制
笔者升级做父亲了，为给儿子取名费了好大心思。妻有妹妹但无兄弟，岳父为此一生不乐，如今有了第一个外孙，如能与他同姓，那幸福将不可言状。说实在的，我愿意这样做。身为大学法律教师，我深知我国婚姻法有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我无法过我父母那一关，因为他们也只有我这一个儿子。那就把我们夫妻俩的姓合在一起吧，再加两个字的名，反正如今四个字的姓名已经很流行了。可仔细一想，似乎不妥。如此一来，人家要问我儿到底姓什么，我可该如何回答呢？如果说姓“徐”，那妻的姓加上去岂不毫无意义？如果说是复姓，那中国岂不从此又多了一种姓？如今，这样给孩子取名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了，那中国的复姓岂不也是越来越多？将来这些孩子也为人父母时，如果夫妻俩都是这样的复姓，他们也要把自己的姓合起来，岂不是要产生四个字的姓？想象一下，两三代之后，中国人的姓名就会象欧美人的姓名一样：第一，姓氏满天飞，多如牛毛；第二，姓和名之间得用“•”号隔开。为此，笔者产生了研究姓名设定的兴趣，稍一研究就发现姓名设定的问题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第一个问题是姓名的民族区别。
陈爱国同志有一个观点说：“考虑到我国民族众多，有关风俗习惯各异等诸多情形，对公民名字的字数一般不宜加以限制”。[1]笔者对此实不敢赞同。中国确实民族众多，但用汉语取名的人应该占了绝大多数，中国要制定姓名法，必须从这绝大多数出发，民族自治地方有特殊情况的，可以做变通的规定。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宪法和立法传统。岂可将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加诸于全国？笔者认为，本文标题的“汉语”二字本有点多余，但因为有此一论，为确切起见，还是加上，以便与陈爱国同志商榷。
第二个问题是姓名的结构。
这个问题主要是姓名是否必须有姓，随便叫个什么，没有姓行不行呢？笔者认为，姓代表血统，绝不可废。“正姓氏，别婚姻”，“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为此，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的法律明文禁止同姓男女结婚。另外，历史上也有很长一段时期多数妇女没有名，但自有文明史以来就从没缺过姓。没有姓，中国岂不又回到了石器时代？对于历史和传统，我们理应尊重，尤其是当传统并不损害社会秩序和社会公益时，绝不能为满足所谓的个人自由而随意破坏。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取姓。
中国的重名率非常高，这方面的统计非常多，甚至连姓名重复排行榜都有了，但因为这几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在此就不引用了。重名率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姓太少，虽然实际的姓远远不只百家，但百家姓确实占了汉语姓氏的绝大多数。这样看来，让立法者明确授权公民随意取姓，确实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我在给自己儿子取名的过程中，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这样实在不妥，这在前文已经述及。另外，为了解决重名的问题而制造血统不明的社会混乱实在有点“拆东墙补西墙”的味道。要解决重名的问题，自有别的好办法，本文稍后再来论述。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姓名立法应当禁止公民随意取姓。现行婚姻法“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的规定应当由最高法院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即“要么随父姓，要么随母姓”，以免有人误解成“既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还可以谁的姓也不随”。[2]（P591）笔者分析，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实在是过分执着于法律的缘故，单从法律条文来看，这句话确实可以作出这样的误解。但是，姓与名不同，名是社会属性，只是区别于他人的一种符号，公民可以在法律范围内选择；姓则是自然属性，它是自然人血缘家族关系的代表，自然人无法选择。无法选择是自然限制而非法律限制，就象自然人无法选择父母一样，父母既定，姓氏已决，除非因收养、继养而拟制血缘关系，天生不可更改。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取名。这个问题又有几个方面：
一是用什么字？用标点符号可不可以，例如就叫“齐•鲁”？用英文字母可不可以，例如叫“齐jackie”?笔者认为，未来的姓名立法应当明确汉语姓名只能用汉字，并且应当附录一个取名用字表，禁止公民选用此表之外的冷僻字，尤其是选用电脑都打不出来的字取名。
二是用几个字？中国的姓只有两种：单姓一个字，复姓两个字；中国的名传统上也是一个字或者两个字。但如果有人用三个甚至更多的字取名，法律应当准许吗?谁都知道，现行法律是准许的。诸如“杨春白雪”（谐“阳春白雪”音）、“牟玉阳光”（谐“沐浴阳光”音）这样的好名已经很多了。但笔者认为，未来的姓名立法在这方面应当有所限制，即只能用两个字，不可多也不可少。用一个字太少，不能解决重名率太高的问题。由于重名率太高给很多人带来麻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以社会公益而限制爱取单名者的个人自由是符合立法精神的。允许用三个字取名，就无法避免有人随意取姓。例如父姓齐、母姓鲁、儿叫“齐鲁王子”，这个“鲁”字在允许用三个字取名的前提下，他要说是名，即使他实际用作姓，也没法予以禁止。
三是用什么意？有人认为名字就是个符号，不必有什么意；有人认为名字事关重大，得有个好意。笔者认为，没有意固然允许，但如果有意却不能毫无限制。例如，姓毛叫“毛泽东”、姓万叫“万岁”、姓杨叫“杨伟”、姓胡叫“胡猩精”等等，未来的姓名立法都应当禁止。综合日本、巴西、阿根廷、西班牙等国家关于姓名的立法来看，应当禁止如下几个方面的名字：歧视性或者不道德的；政治性或者反映意识形态的；姓与名合起来完全与历史伟人相同的；其他有伤社会公德、社会风化的等。[3]
第五个问题是如何减少重名重姓。
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很多难处，前文述及禁止用一个字取名确实减少了重名重姓的可能性，而设置取名用字表、只能用两个字取名以及禁止公民随意取姓虽然增加了重名重姓的机会，但也都是有理有据，势在必行。笔者认为，这只能辛苦户籍登记机关了。未来的姓名立法只要规定在同一个登记机关管辖范围内不得有重复的姓名，授权登记机关遇到这样的情况拒绝登记，就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控制重名，还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民间纠纷。例如，有人给自己儿子取名与同村他人的爷爷相同，虽是无心，也不得不打了一场官司。还有人故意给自己孩子取名与比邻而居的仇人相同，虽明知其意在于侮辱，法院也无可奈何。其实象这样的纠纷只要户籍登记机关拒绝登记这样的姓名，就完全可以避免，不至于起诉到法院，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第六个问题是如何管理姓名变更。
最初，姓名都是父母或者其他人取定；成年后才有权给自己取名。所以，姓名变更应在姓名设定的范畴之内，没有变更权，设定权是不完整的。姓名变更的管理是姓名设定中难度最大的，以下两个方面未来的姓名立法都应当认真考虑：
一是哪些情况允许变更姓名？北京一位市民退休后无端要求变更姓名，并且取了一个古怪名字叫“傲古孤耶”，由于现行法律没有这方面的限制，法院判决公安机关必须为其变更姓名，这给公安机关的管理工作造成极大麻烦。未来的姓名立法在这方面应当有所限制，禁止公民无故变更姓名，可限于下文论及的几种情况。
二是公民可以行使几次姓名变更权？笔者认为，这要分情况对待。
如果是因再婚后形成继养关系的，法律应当禁止监护人变更子女姓名。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说：“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4]这里强调的是不得“擅自”变更，意即如果生父母双方协商同意变更则可以变更。这虽然尊重了父母的个人自由，却给社会造成很大麻烦，并且丝毫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谁都知道离婚率越来越高，岂止二婚的多，三婚、四婚的也不少。每次都来变更子女姓名，不仅给公安机关造成工作压力，给社会造成识别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它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如果继养关系非常稳固，继子女对继父母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归属感，他们成年后可以提出申请，那时法律再准其变更姓名不迟。总之，笔者的意思是，法律不仅应当尊重大人的婚姻，更应当尊重孩子的人格。
如果是因合法收养需要变更养子女姓名的，应当不受限制，即收养关系变更一次，即可变更子女姓名一次。有人会说，这样也会给孩子带来心灵创伤。笔者以为，收养与再婚不同，再婚是从父母的利益出发，如果因为不能变更子女姓名父母就不能再婚的话，孩子照样会有人养；收养却是从孩子的利益出发，对孩子来说，有人养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因为不能变更姓名使孩子失去“幼有所养”的话，就太不值得了。总之，再婚禁止变更子女姓名和收养允许多次变更子女姓名，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保护孩子。
如果是因在学校同班同学或者在单位同部门同事之间重姓重名而需要变更姓名的，原则上应当以一次为限。原因在于变更姓名不仅是改几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管理问题，学籍管理、人事管理、社会保障管理、婚姻管理等等都要作相应的修改，实在是麻烦之至，以一次为限确属为社会秩序的稳定着想。至于有些特殊情况，也可作相应的调整。例如，变更之后到另外一个学校或单位又与人重姓重名的，可责令对方变更姓名；若两人都已变更过一次，可允许其中一人再变更一次。
如果是因名字中有冷僻字、繁体字或意义难堪等原因需要变更姓名的，这种情况在上述立法建议实施后，登记时就可避免，但目前有些人已经取了这样的姓名，应当允许变更，但也应当以一次为限。例如，有父母给孩子取名“费彦”，因谐“肺炎”音，在学校常遭人笑话，成年后自己改名“费红忠”，结果又因谐“肺红肿”音，更遭人笑话。这恐怕只能怨他自己，法律不应允许其再去改名。当然，在授权户籍登记机关遇到如此姓名拒绝登记的前提下，户籍登记机关也应当加强理论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因而能够想普通公民所不能想，及时发现拟登记姓名中存在的问题。
未来的姓名立法除例举前文论述的原因外，可再加一项概括式的规定，即“其他可以变更的情形” 。但变更姓名实在事关重大，对这条概括式规定，有关司法解释应当严格限制，户籍登记机关在执法实践中也应当严格控制。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探讨的姓名是公民的正式姓名，即户籍登记与居民身份证上的姓名，遵循一人一名的原则，并应受法律的诸多限制，否则，个人自由的行使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而笔名、艺名等别名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