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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对民事案件送达的规定

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将诉讼文书或者法律文书送交案件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及其他法律规定，民事送达分为以下几种送达方式：直接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

（一）直接送达

《民诉法》第78、7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81、82、83、84条规定了直接送达的两种情况：一种是被送达人配合的直接送达，另一种是被送达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

（二）委托送达

《民诉法》第80条、《民诉法意见》第86条规定了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送达。

（三）转交送达

《民诉法》第81、82、8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理期限规定”）第10条第（四）项规定了适用的特例对象为在军队、被监禁、改造、劳教的当事人，以其送达回证签收的日期为准。

（四）邮寄送达

《民诉法》第80条、《民诉法意见》第85条规定了邮寄送达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准。2005年1月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邮寄送达规定》），在《民诉法》框架内，通过某些方面的完善，规范了现行邮寄送达制度，《简易程序规定》第29条规定“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

（五）公告送达

《民诉法》第84条、《民诉法意见》第88条对适用公告送达进行了简单的规定，明确了公告送达为当事人下落不明或穷尽以上送达手段而不能才采取的最后一种送达方式。

二、民事案件送达的现行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不少法院主要采用的是邮寄送达、直接送达、公告送达。上列送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邮寄送达

1、在自然人为被送达人但非本人签收，而对签收邮件人的人没写明签收关系，将回执退回法院时，承办人不知签收人与当事人是什么关系，尤其是开庭时当事人不到庭，承办人不敢轻易开庭作出判决；或者法人为被送达人而签收人为自然人又无单位盖章的情况下，仅有签收的自然人姓名，而未注明签收人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及与被签收人关系，从而无法判断是否为有效签收，当受送达人是被告却没有到庭时，法院难以决定缺席审理。

2、邮政机构在受送达人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未能见到受送达人的，可以将邮件交给与受送达人同住的成年家属代收。而当邮件送达到家门口时，开门的是成年人，是否同住，是否家属，只有听其本人叙说。一旦交邮，受送达人事后否认签收人家属身份并与其同住，法官还得调查清楚才能作出送达是否有效的判断。

3、邮局对受送达人长期外出，下落不明或“查无此人”的，也不请当地基层组织、受送达人所在单位出具收件人下落不明的文字证明，就将原法律文书退回法院，这种“送而不达”的现象，使法院的审判工作不能正常进行。

4、邮寄送达回执不规范。邮寄送达的过程中，邮局仅仅将法律文书交给被送达人所在工作单位、基层组织，由这些单位签收后，再转交给当事人。由于种种原因，有时法律文书几经周转才达到被送达当事人手中，造成邮局回执上记载的日期与当事人实际收到的日期不符。

5、当事人租赁商住楼作为办公、经营场地，且楼内有许多单位，物业公司设置门卫兼报刊和信件代收代发等服务工作。平常信件由物业公司代为收发后再分发至各收件人的信箱，挂号信件由其代收并进行登记，然后由收件人定时前来领取并签字。类似物业公司向住户长期提供信件代收发服务旋即产生的邮寄送达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有待思考。

（二）直接送达

一种是被送达人配合的直接送达，另一种是被送达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由于现行《民诉法》规定送达一般在被送达人的住所、居所进行，当事人外出上班，做生意或受送达是双职工，白天家中无人等原因，很难找到。遇到这种情况，既无法直接送达，又不能采用留置送达或邻居代收，致使法院送达人员往返奔波，送而不达。送达签收过程中，签收人范围也较小。而对于当事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民诉法》给予了很严格的限制，要求人民法院必须要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有义务必须见证，而由于其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法律意识不强、怕得罪人而不愿意到场见证，即使到场了也不愿见证。遇到有的当事人恶意逃避送达，明明他是被送达人本人或者是被送达单位负责人却不承认，无法证明其身份的情况，法律没有明文授权给法院工作人员有事前查验其身份证的权利，使法院送达工作无所适从，也没有较为严厉的惩戒手段，从而增加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难度，使法院送达费时费力且见不到成效，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使审判工作步履维坚。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第11条规定了在被送达人拒绝签收，被邀请的人不愿见证的情况下，送达人可以注明情况进行留置送达。但是这仅仅只是在简易程序中适用，而没有规定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适用。这是立法上给人民法院的送达、审判工作造成的困难。

（三）公告送达

适用公告送达的一个重要情形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没有音讯的状况，而受送达人具有下落不明情形，必须要有送达人所在单位、基层组织的证明，通过找其近亲属了解、核实情况。一般情况下，所在单位、基层组织拒绝出具证明，主要原因是因为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外出务工经常流动，并非居有定所，他们也不是非常了解情况。
判决引发的道德舆论谴责

2011年7月5日，轰动全美的凯西杀女案在经过了近三年的司法程序后，终于画上了句号。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法院的12名陪审团成员在经过11个小时的紧张讨论后，宣布凯西·安东尼（Casey Anthony）一级谋杀和虐待儿童等罪名不成立；但因其向执法官员提供多项虚假信息，判其4年监禁和4000美元罚款；而鉴于她自2008年11月入狱以来表现良好，于判决当月17日释放。

案件宣判后，美国社会道德舆论一片哗然，“正义被击溃”、“魔鬼将会狂舞”等言论纷纷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不少网友纷纷登录脸谱网和微博表达自己对判决的吃惊和不满。有质疑者称，这起案件让手上沾满鲜血的罪犯逃脱，根本就是17年前“辛普森案”的翻版。NBA球星麦蒂也在微博上怒斥：“我想我们需要辛普森帮凯西·安东尼找到杀死孩子的凶手。”甚至宣判当天在法院外聚集了数百人，抗议法庭放走了“蛇蝎心肠的婴儿杀手”。

2008年6月，凯西之女凯莉在佛州失踪，她的母亲凯西没有立即报警，而是她的外婆一个月后向警方报称外孙女失踪。孩子失踪后，凯西因为监护不力和偷盗两次被捕，但均被保释。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发现凯西的陈述有很多细节与事实不符。警方发现诸多疑点后认为凯西谋杀了自己的女儿，凯西于2008年10月再次被捕入狱，面临一级谋杀指控。

检方提出的主要证据是：一是孩子“失踪”一个月后由外婆向警方报案。之前孩子外婆几次问凯西外孙女的去向，凯西都编各种谎言推诿。检方起诉后，凯西又说孩子是在自家游泳池意外淹死。二是在孩子失踪后这一个月里，这个做母亲的不仅毫无悲伤之情，还去参加聚会，跳舞喝酒，并在胳膊上刺上“美丽人生”的意大利文字。三是在凯西的车里发现人肉腐烂的味道，而不是凯西说的垃圾。四是在凯西的车里查到致人昏迷的三氯甲烷的味道，专家查出凯西的电脑曾搜寻过三氯甲烷。五是在孩子遗骸的嘴上、鼻子上有胶条（封嘴），而在凯西家查出有那种胶条。六是凯西在案发后多次撒谎。

由于整个法庭审理是通过电视直播的，根据检方展示的很多证据，社会道德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凯西不仅是一个满口谎言、行为不检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毒妈。在女儿失踪后，她不仅没有积极寻找其下落，还编造各种谎话欺骗家人和警方。据此，社会道德舆论普遍认为凯西是罪魁祸首，应当严惩。

司法制度对公正的维护

然而，此案的判决结果却与社会道德舆论截然相反。这反映出美国法律制度独立于社会道德舆论的特点，而这种独立性依赖于以下四个制度和原则的保障。

第一，陪审团制度。本案所涉及的是小陪审团，它是由法院选择若干名有选举权的公民来组成陪审团，共同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一般在刑事案件开始前，法院先以随机方式抽取陪审团成员，由于凯西的律师团担心媒体的过度报道导致本地人对凯西存有偏见，迫使法庭选择了一个由外地人组成的陪审团。12名陪审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是被隔离在旅馆的，不许他们看报纸、电视，不许上网，更不许和家人谈案情。他们只能根据法庭上的证据来独立判断被告人是否有罪。这样就避免了陪审员受到社会道德舆论的干扰，保证了判决的公正。

第二，无罪推定原则。美国司法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即在法官宣布罪名成立之前，所有的人天生地、无须证明地无罪。在本案中，虽然社会舆论一边倒地从道德上已经给凯西定了杀人罪，但是，在法官和陪审团看来，唯一能证明凯西有罪的是杀人证据，否则，应该推定其无罪，是清白的。因此，这个原则既有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了社会舆论干扰司法的道德定罪，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

第三，程序正义原则。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是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根据这个原则，如果发现程序不正义，整个案件就会被撤销。在本案中，作为检方证人的加拿大专家说，凯西电脑显示有84次在谷歌查看三氯甲烷（事实上，美国专家查出只有1次），被告人律师认为这个“证据”违反“程序正义”。当年辛普森被判决无罪的原因之一就是警察违反程序正义，在执法过程中弄虚作假，从而导致审判辛普森的整个法律程序经不起陪审团的质疑直至被否定。

第四，直接证据原则。在刑事案件中，小陪审团必须达成罪名成立的一致判决，就是所有陪审员都裁决法庭上的证据足以证明罪名成立，才可以定罪。否则，罪名不成立。此案件检方提供的仅是一系列事实，根本没有直接相关的人证，也没有DNA鉴定、血迹、手印等直接物证。因此，被告人律师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些“证据”，孩子失踪后被告人的反常举动不能直接证明孩子是她杀的，更不能把这种推理直接当证据。在陪审团看来，控方的证据根本禁不起“合理的怀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因此，判定被告人无罪。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L. Shapiro，曾任辛普森案被告人团队成员）在《洛杉矶时报》的特稿中写道：“法庭的判决结果并不代表凯西是无辜的，但凯西之所以谋杀罪名不成立，是因为控方除了一个合理的怀疑，没能为他们的控诉提供详实的证据。”

余思

此案是反映美国司法制度与道德舆论关系的典型案例。我们知道，社会舆论往往代表了大众的道德情感和价值判断。但是，一个道德上的坏蛋，并不必然是法律上的罪犯。法律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法律判决依据的是客观证据事实，而不是主观道德判断。纵然法律是维护道德的手段，也不能靠道德情感上的主观想象和推理去定罪。美国法律的“趋善”、“求真”追求，更有它自己独立的运作逻辑、制度和原则，这不仅建基于其宪法制度，更依赖于实实在在的陪审制、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直接证据等具体制度和原则的落实。若违反这些制度和原则，法院判决“宁可错放三千，也不冤枉一个”。在美国，正是陪审制、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和直接证据等具体制度和原则保障了判决不受社会道德舆论的干扰。

但是，美国法律对道德的漠视也付出了代价。在本案件中，凯西和她父母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了，媒体及公众对她充满了道德上的指责和怨恨，而且凯西本人也受到了死亡威胁。与此同时，本案中有的陪审员也在工作、生活中面临亲朋好友、同事、邻居的孤立、指责和人身威胁。总之，在这场诉讼战争中，除了司法制度，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其他都是完败者。因此，我们不禁担忧，在法律的圣坛上将太多的社会目标当做祭品，可能会使得法律本身变得贫乏和空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