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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权变动的原因虽多，但最重要的是民事行为。因此，基于民事行为而产生的物权变动，历来是大陆法系各国民法调整的重点。对于基于民事行为的物权变动，各国民法采取不同的调整方式，学理上归纳为三种立法例：
　　1．采意思主义的立法例。这种立法例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其认为物权的变动是债权合同的效果，在债权合同之外，不认为有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其他合同存在，而交付和登记，不过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已。例如，依该法第1583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成立，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依法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其他如第938条、第1138条、第1141条中均有类似规定。但是，如绝对贯彻意思主义，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无从知悉物权变动，可能遭受不测的损害，有害交易的安全。因此，《法国民法典》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对于不动产以登记、动产以交付为对于第三人发生效力的要件。然而登记与交付，也仅仅是变动的物权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已，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效力没有任何影响。
　　对于《法国民法典》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学者颇有非议，认为如果物权在其成立要件之外，还得有某种行为(登记或交付)才能对抗第三人，物权会处于一种有名无实的地位。因为物权作为直接管领物的权利，在其成立后，就应当具有对抗一般人的效力，如果认为物权已经成立而不发生对抗一般人的效力，与物权直接管领权的性质是不相符的。而且，如果仅以当事人的意思不能设立有对抗一般人效力的物权，就可以断言当事人没有仅依意思表示即得设立物权的能力。
　　在实践中，采意思主义的立法会产生重复物权的现象。因为在物权转让时，受让人与转让人之间仅凭意思表示即生效力，受让人取得物权。但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上，没有进行登记或交付，让与人仍然保有其权利，第三人仍然能有效地受让其权利。这种重复物权的现象，使法律关系过分繁杂，会在实践中产生很多困难。
　　2．采形式主义的立法例，又称为物权形式主义。这种立法例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其认为债权合同仅发生以物权产生、变更、消灭为目的的债权和债务，而物权变动的效力的发生，直接以登记或交付为条件，即在债权合同之外还有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物权合同(物权行为)。根据该法典第873条的规定，为了让与土地所有权、为了对土地设定权利以及为了让与此种权利或对此种权利再设定其他权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有权利人与相对人对于权利变更的协议，并将权利变更登人土地登记簿册。关于动产物权的变动，该法第929条规定，为让与动产所有权必须由所有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移转由双方成立合意。如受让人已占有此动产，仅须让与所有权的合意即生效力。学者中有的认为，物权变动的合意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才构成物权契约；而有的学者认为，物权变动的合意本身即是物权契约，登记或交付是契约以外的法律事实。但无论何种解释，均一致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进行了区分，并将无因的物权行为作为物权变动的依据。
　　3．采折中主义的立法例，又称为债权形式主义。这种立法例以《瑞士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其认为当物权基于民事行为发生变动时，除债权合同外，还需要登记或交付形式要件。其做法介于上述意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如《奥地利民法典》在否认物权行为这一点上，与《法国民法典》相同；但依该法第380条、第424条和第425条的规定，除债权契约以外，还须交付或登记等形式要件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这又与《法国民法典》以登记和交付为对抗第三人要件的做法不同。《奥地利民法典》的做法属于意思主义与交付主义的结合。
　　在上述立法例中，学说上和实务中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物权行为。物权行为理论是由德国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著名罗马法学家萨维尼提出的。其在1840年出版的不朽名著《现代罗马法体系》中指出，私法上的契约，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的关系而成立的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交付具有一切契约的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含占有的现实交付；另一方面包含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这种物权契约经常被忽视，如在买卖契约中，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了交付中亦含有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的、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
　　按照萨维尼的学说，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发生物权的变动。要发生物权的变动，除债权契约之外，还需要有以直接使物权发生变动的民事行为，即物权契约。例如，买卖契约属于债权行为，仅能使双方当事人负担交付标的物和支付价金的债务，要使标的物和价金所有权移转，须另有物权契约，由双方当事人就移转标的物和价金的所有权成立合意。这样，物权契约就与债权契约各自独立、各自分开，此即物权契约的独立性。
　　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就要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因本应构成民事行为的一部分，使民事行为有因化。但是，为了交易的安全；立法和理论经常将原因从特定的民事行为中抽离出去，使原因不成为民事行为的内容。原因的欠缺或不存在，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这即是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例如在买卖关系中，标的物交付后，买受人对于接受交付的标的物即享有所有权；即使买卖合同因意思表示瑕疵或违反法律而无效或被撤销，对于买受人的所有权也不产生影响。丧失所有权的出卖人只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买受人返还不当得利。可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并不是说该行为没有原因；而是指原因被从行为中抽出，不使其成为民事行为的内容。
　　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问世以后，深受学者们重视。时值《德国民法典》制定之际，立法者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无因性采为基本原则．并对其他国家的民法及其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萨维尼所创的物权行为的概念和无因性理论，经过学者们一个多世纪的争论，对其依据和功能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该项理论的优点与缺点，依多数学者的见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可以使法律关系明晰，有助于法律的适用。依物权行为理论，应将债权关系与物权关系完全区分开来。如就买卖而言，可以分为三个独立的民事行为：一是债权行为(买卖契约)；二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三是移转价金所有权的物权行为。这三个行为完全分开，概念清楚，关系明确，每个民事行为的效力容易判断，有助于法律的适用。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物权行为理论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与萨维尼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民法学家基尔克(O．Gierke)指出，这一理论将简单的动产让与，勉强地从法律上分为完全独立的三个现象，的确与实际生活观念不符，显然违背常情。即使到商店去买一副手套，当场交款、取货，也要考虑到会发生三件事情：首先是缔结一个债权契约，由此契约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因履行而消灭；其次要缔结一个移转手套所有权的物权契约和一个移转价金所有权的物权契约；最后还要有一方交付手套、另一方支付价金的事实。这完全是一种人为的拟制，实际上这不过是对单一的民事行为从不同角度的观察结论而已。拟制出这两种互为独立的契约，不仅会使现实的法律过程更增混乱，而且有害于法律的正确适用。
　　第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此点最为学者所重视。例如在买卖关系上，标的物交付后，如果买卖契约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依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立法，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买受人如果再转让给第三人时，属于无权处分。基于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第三人即使为善意也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反之，依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立法，因物权行为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第三人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从而有利于保障交易的安全。
　　的确，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交易安全的作用；但是在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以后，第三人可以借助善意取得制度得到保护，而不必求助于物权行为无因性。例如，依《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第933条的规定，让与的物虽不属于让与人，但受让人因其善意仍可取得物的所有权。其他如《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2280条，《日本民法典》第192条，《瑞士民法典》第714条第2款，都是用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进而维护交易安全。正是就此点而言，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可谓已失去其存在的依据。
　　第三，有利于减少举证困难。根据物权行为理论，动产物权的移转以交付为要件，不动产物权的移转以登记为要件。而这种交付、登记具有公信力，如《德国民法典》第891条关于法律上的推定的规定，在土地登记簿册中为某人登记一项权利时，应推定此人享有此项权利；在土地登记簿册中注销某一项权利时，应推定此项权利不复存在。因此，物权的变动证明较为容易。
　　但是，减少举证困难，是登记与交付的作用，与物权行为无因性并无关系。不承认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的立法，也可以要求物权的变动须登记交付，并赋予其公信力，使物权的变动易于证明。可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在举证问题上并无多大的实益。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和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立法的最大缺点，就在于严重损害出卖人的利益，有违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依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买卖契约(债权行为)即使未成立、无效或被撤销。对物权行为也不发生影响，买受人仍取得所有权。出卖人只能依不当得利的规定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其地位由物的所有人降为普通债权人，丧失了其在物权法上可以主张的权利。这会给出卖人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后果：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让，即使第三人是恶意的，也能取得物的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对第三人主张权利，只能请求买受人返还转让所得的利益；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提供担保，即在标的物上设定担保物权，该担保物权优先于出卖人对买受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如果买受人的其他债权人将该标的物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出卖人无权提出异议；如果买受人破产，出卖人对于该标的物亦无取回权，而只能与其他债权人一道按债权额比例受偿；如果非因买受人的过错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买受人可以免责。
　　鉴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和立法的上述缺点，学者中有主张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适用进行限制，即使物权行为无因性相对化；甚至有的学者主张废弃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物权行为无因性的相对化，是以种种理论使物权行为的效力受到作为原因的债权行为的制约。限制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适用，要者有三：其一，条件关联理论，即当事人可依其意思，使物权行为的效力系于买卖契约。买卖契约无效，物权行为亦无效。当事人的这种意思可以默示为之。例如，在买卖契约与物权行为同时完成时，即可认为当事人默示作出了此等意思表示。其二，共同瑕疵理论，即使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因共同的瑕疵而无效或被撤销。例如，甲因重大误解，将乙的一张名画的仿制品当做真迹高价购买，甲可以撤销该买卖契约；同时由于物权契约也是因重大误解而为，故也可以撤销。如果甲仅仅表示撤销买卖契约，在解释上应认为物权行为已经同时撤销。其三，民事行为一体化理论，即依《德国民法典》第139条关于民事行为部分无效，原则上应全部无效的规定，解释买卖契约与物权行为是统一的民事行为，则买卖契约无效时，物权行为亦无效。
　　主张抛弃物权行为概念及无因性理论的学者认为，应当将变动物权的意思纳入债权契约的意思表示中同时表示之。即基于买卖、互易、赠与、设定担保等债权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无须另有一个独立的物权行为，而应使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与成立债的关系的意思一并表示之，不必加以独立化而自成一个民事行为。

　　作者：褚静
　 　海峡两岸公证制度之比较

　　　　　　　　　冯兴吾　陈兆华　方敦武


　　公证制度起源于西方，也发达于西方，与西方发达国度相比，我国公证制度还很不完善。台湾地区是现代公证制度较为完善、发达的地区。因此，研究台湾地区公证制度，借鉴先进经验和做法，吸取一些有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有利于我国公证制度进一步完善。公证制度具体内容很多，本文仅就公证机构和公证人的法律地位、公证人资格、公证业务领域和公证法定原则等3个方面对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公证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公证机构和公证人法律地位
　　台湾地区的公证事务，由法院或民间公证人办理。公证机构由地方法院及其分院设立，必要时并得于管辖区内适当处所设公证分处。近年来，台湾地区公证事务激增，但受编制所限，公证人员较少，公证质量难以保证。因此，1999年4月21日，台湾地区《公证法》借鉴拉丁公证制度的特色，引入民间公证人制度，由司法院遴选民间公证人在所属地区法院管辖区域内司法院指定处所设置事务所办理公证事务，与法院公证人制度并轨实行。
　　在我国，公证机构是公证处。1994年公证机构改革前，我国的公证处依据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3条规定：“公证处是国家公证机关。”）设置，是国家行政机关模式。1994年公证改革后，一部分公证处相继改为事业单位，也试点成立合作制公证处，形成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合作制三种模式。2000年7月31日，国务院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有关问题的复函》批准司法部实施《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要求现有行政体制的公证处尽快改为事业体制。改制的公证处应成为执行国家公证职能、自主开展业务、独立承担责任、按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运行的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法人。在改革过渡期内，边远、贫困地区及近三年人均业务收入不足三万元的公证机构，可以暂时保留原行政体制不变，但应按事业单位的模式管理和运行。根据现行改革方案，我国行政体制公证处将全部改为事业单位。
　　我国公证制度实行以处为本原则，即国家证明权赋予公证处，公证处是国家证明机构，公证员只有在公证处执行职务，不具有独立性。国务院《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将公证处确定为“中介组织”成为执行国家公证职能、自主开展业务、能够独立承担责任、按市场规律和自律机制运行的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法人，公证员也就不再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公证机构不分级别，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所出具的公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设立公证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①有两名以上的公证人；②有30万元以上的资产；③有自己的名称和章程；④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二、公证人资格
　　关于公证人资格，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原则。”该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公证人任职资格取得条件的限制；二是公证人执行资格取得条件的限制。
　　㈠、台湾地区对公证人任职资格的条件限制与选择法官一样，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法院公证人，应具有《司法人员人事条例》第23条第1项所规定的资格：公证处佐理员、辅助法院公证人办理公证事务，应上具有法院书记官任用资格遴选。法院公证人、公证处佐理员由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法官、书记官兼任。
　　台湾地区《公证法》第25条规定了民间公证人的任职资格：①经民间公证人考试及格者；②曾任法官、检察官，经铨叙合格者；③曾任公证辩护人，经铨叙合格者；④曾任法院之公证人，经铨叙合格，或曾任民间之公证人者；⑤经高等律师资格考试及格，并执行律师业务三年以上者。第26条规定了禁止担任民间公证人的情况：①年满70岁者；②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之裁判确定者，但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③剥夺公权，尚未复权者；④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者；⑤曾依本法免职或受撤职处分者；⑥曾受律师法所定除名处分者；⑦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⑧受禁治产之宣告，尚未撤销者；⑨因身体或精神障碍致不能胜任其职务者。对公证人的要求较高，有利于维护公证质量、维护公证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台湾地区《公证法》又对交通不便地区的民间公证人作了补充规定，允许曾在公立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法律系、法律研究所或经教育部承认的国外大学法律学术、法学研究所毕业，并任司法行政人员、书记官办理民刑事记录或委任第五职能公证佐理员四年以上，成绩优良，经审查合格者，遴选为候补公证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第8条规定：“担任公证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①23岁至65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②遵守宪法和法律；③品行良好；④经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第9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公证人：①受过刑事处罚的；②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③受过开除公职或者吊销执业证书处罚的；④其他不适宜担任公证人的情形。”
　　㈡、台湾地区对执业公证员的执业资格限制较多。
　　台湾地区民间公证人在任命后，非经践行下列各款事项，不得执行职务：①向所属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登录；②加入公证人工会；③参加责任保险并缴纳保险费；④向所属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提出职章、钢印之印鉴及签名式。但民间公证人员在任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免职：①受刑事裁判确定者，但因过失犯罪，不在此限；②受剥夺公权之宣告者；③曾任公务员而受撤职处分者；④受律师法所定除名处分者；⑤受破产宣告者；⑥受禁治产之宣告者；⑦因身体或精神障碍致不能胜任其职务者。对于民间公证人虽经任命，但发现有违反台湾地区《公证法》第26条规定的，亦应予免职。同时，第34条规定，民间公证人未按规定交纳强制职业保险费的，予以免职；第35条规定，民间公证人年满70岁的应予退职。
　　在我国大陆，公证员资格实行由考试选拔和考核选择两种制度向考试选拔过渡。1994年前，公证员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的条件：①经见习合格的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生，并从事司法工作、法律教学工作或者法学研究工作一年以上的；②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曾任审判员、检察员职务的；③在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司法业务二年以上的，或者在其他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五年以上，并具有相当中等法律学校毕业生的法律知识的；④曾任助理公证员职务二年以上的。第9条规定：“经见习合格的高等、中等法律学校毕业生，以及具有同等学历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被任命为助理公证员。”
　　1994年后，公证员资格实行司法部组织下的全国统考。2002年，公证员考试并入司法考试，大幅度提高了公证员的任职条件。司法部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法律服务面临的新形势，适应司法改革的需要，进一步推进公证工作改革，提出要建立科学的公证员选任制度。对已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申请公证员执业证书的，要对其业务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进行考核，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实习制度。这对提高我国公证员整体素质，提升公证员的地位有质的飞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第11条第1款规定，符合公证人条件的人在公证机构执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①提出执业申请；②在公证机构实习期满并经岗前培训合格；③缴纳执业保证金；④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核注册，须发公证人执业证书；⑤履行执业宣誓。公证人不得有下列行为：①泄露国家秘密、公证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②利用办理公证之便收受当事人的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侵吞、窃取、骗取、挪用提存或保管的财物；③指使、诱导公证当事人或者证人提供虚假证据，隐瞒事实，或者制作虚假公证书；④为本人、配偶及其近亲属办理公证，办理与本人、配偶及其近亲属办理公证，办理本人、配偶及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⑤私自收案办证、私自收费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⑥以诋毁其他公证机构、公证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⑦同时在两个以上公证机构执业；⑧从事与公证人职务不相符的营利性经营活动；⑨兼任其他职务，但兼任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团体、社会团体以及仲裁机构、教育科研机构的非专职性职务的除外；⑩其他违法乱纪行为。
　　三、公证业务领域和法定公证原则
　　台湾地区公证业务较宽、范围广泛，几乎涉及所有的私权领域。主要包括狭义的公证和认证。狭义的公证是一种实质性证明，即对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认证是一种形式证明，即只对契约、票据等文书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原则上，对文书的内容是否真实，不负实质性审查。台湾地区《公证法》第2条第1款规定：“公证人因当事人或其他关系人之请求，就法律行为及其他关于私权之事实，有作成公证书或对于私文书予以认证之权限”。公证人根据当事人或其他关系人的申请，对认证文书作出规定：①涉及私权事实之公证文书原本或正本，经表明不持往境外使用的；②公、私文书之缮本或影本。
　　公证和认证在办理法律事务上有不同的规定。对于公证，台湾地区《公证法》第71条规定：“公证人于作成公证书时，应探求请求人之真意及事实真相，并向请求人说明其行为之法律上效果；对于请求公证之内容认识不明了、不完足或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者，应向请求人发问或晓谕，使其叙明、补充或修正”。对于认证，第101条规定：“公证人认证私文书，应使当事人当面于私文书签名，或承认为其程式及意旨审认该文书是否真正。认证公文书或私文书之缮本或影本，应与经审认为真正之原本、正本对照相符，并与缮本或影本内证明其事由”。公文书或私文书有增删、涂改、损坏或形式上有可能的地方，应当证明在认证书内，必要时，查证。
　　台湾地区必须公证范围涉及到不动产、继承、家庭财产、债权、债务、公司事务等方面。
　　我国大陆公证业务涉及范围不能说不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4条规定，业务范围包括⑴证明合同（契约）、委托、遗嘱；⑵证明继承权；⑶证明财产赠与、分割；⑷证明收养关系；⑸证明亲属关系；⑹证明身份、学历、经历；⑺证明出生、婚姻状况、生存、死亡；⑻证明文件上的签名、印鉴属实；⑼证明文件的副本、节本、译本、影印件与原本相符；⑽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认为无疑义的，在该文书上证明有强制执行的效力；⑾保全证据；⑿保管遗嘱或其他文件；⒀代当事人起草申请公证的文书；⒁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国际惯例办理其他公证事务。但是，缺少的恰恰是必须公证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送审稿）第19条规定，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务：⑴证明合同、协议；⑵证明委托、遗嘱、继承、赠与、财产分割；⑶证明收养、亲属关系、婚姻状况；⑷证明身份、学历、经历、未受刑事处罚；⑸证明出生、生存、死亡、居住；⑹证明文件上签名、印鉴、日期等属实；⑺证明文件的副本、节本、译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⑻证明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章程、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证明网络交易者的身份和资格；⑼对招投标、拍卖、股东大会、财产清点、开奖、物品封存和销毁等活动进行现场监督，并予以证明；⑽办理提存、证据保全；⑾制作票据拒绝证书、违约行为记录；⑿办理发往域外使用的证明；⒀根据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申请或者法律规定、国际惯例办理其他事项的公证。第20条规定，公证机构办理公证时，对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可以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该文书的，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公证机构还可以办理下列法律事务：⑴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人民政府指定的登记事务；⑵清点、保管遗产和其他财产；⑶代书、保管遗嘱和其他非诉讼法律文书；⑷其他与公证性质相符的非诉讼法律事务。在实践中，公证业务可谓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但除了部分具有涉外因素的法律事项依据国际惯例必须办理公证和涉港澳台的一些法律事项因特殊性及使用地的要求而必须办理公证外，国内法定必须公证事项微乎其微。虽然，有的地方在公证处和司法行政部门的感情感召下，采取联合发文、部门发文的形式确定了必须公证事项，但没有共同目标的联合是不稳定的，公证的前景甚忧。
　　我国大陆目前尚没有一部施行全国的法律规定非经公证不发生法律效力的事项。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虽然在第20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该收养人应当与送养人订立书面协议，亲自到民政部门登记，并到指定的公证处办理收养公证。收养关系自公证证明之日起成立”。但1994年4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21条却将“收养关系自公证证明之日起生效”删除，改为“……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相对之下，台湾地区的《公证法》、《民法》等涉及私权领域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大量的公证事项。
　　我国目前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公证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作了明确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第20条第3款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36条第1款规定：“开标时，由投标人或者其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也可以由招标人、委托的公证机构检查并公证；经确认无误后，由工作人员当众折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的其他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当事人办理抵押物登记的，登记部门的抵押物所在地的公证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188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有也只有这5部法律少量涉及公证事项的规定，这些少得可怜的有关公证事项又将被法律的修订而进一步弱化。
　　通过两岸公证制度的比较，本文认为实行公证法定原则十分重要。在一些特定的、传统的业务领域，必须实行法定公证原则。一是公证作为公众认可和国际通行的公信力决定了其在规范、调整涉及这些领域的民事行为规范经济秩序、社会秩序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公证制度作为一项国际通行的重要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项法律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发挥中介组织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公证的服务、沟通、监督、公证作用。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和全民素质的提高，人们会更多地自觉地求助公证法律服务，社会对公证的需求也会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公证能够确保真实、合法，而且还要求公平、公正地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二是制约权力的腐败，防范和制止欺诈、虚假行为和事实的发生的需要。坚持真实、合法原则，防范和制止欺诈和虚假，保证交易安全。公证员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严格认真审查，及时发现欺诈行为和假冒行为，以确保公证的真实、合法，保证交易安全。三是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入世后，由于和国际市场的接轨，大量外资涌入，合资、独资等企业将会大量出现，由此会出现大量法律问题，必然包括公证问题。同时，中国企业必然与外企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国际贸易争端在交由世界贸易组织仲裁机构处理前，中方必须提供充足的法律及公证文书。四是确保公证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需要。公证体制改革之所以不能在包括农村等小城镇地区推开，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公证证源严重不足，公证收入不足以维持公证工作的最低支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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