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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了携带凶器盗窃按基本刑档处罚的条款，将携带凶器盗窃列入刑罚处罚范围之内，将其独立规定为一种盗窃罪的特殊形态，细致了对法益的保护，体现了法律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具有正当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有效适用，比如凶器的界定、犯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等等，都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问题。
　　二、携带凶器盗窃入罪原理：
　　刑法修正案八将入户盗窃行为入罪，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等一起作为并列罪状，并且没有数额的限制，进一步严密法网，具有正当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适用具体要求是：“以客观行为的侵害性与主观意识的罪过性相结合的犯罪社会危害程度，以及犯罪主体再次犯罪的危险程度，作为刑罚的尺度；换言之刑罚既要与犯罪性质相适应，又要与犯罪情节相适应，还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 犯罪的危害程度是包括危害影响、可能和危害后果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首先从社会危险性上来看，携带凶器盗窃社会危险性大于一般的盗窃犯罪。 贝卡利亚曾指出：“犯罪使社会遭受到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 判断一种行为的社会危险性主要依据是从此行为的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强度和比例。行为人实施盗窃时携带凶器盗窃实施不法行为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未遇到反抗或抓捕而顺利实施盗窃；二是行为暴露后使用凶器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实践中，行为人实施盗窃时携带凶器的属惯犯、累犯的比例相当大，携带凶器盗窃转化为抢劫的案件数量在抢劫案件中占比例相当大，这些人作案前的准备较充分，携带凶器以备保身，能起作用就用，不能起作用也无碍，这极大的刺激行为人的盗窃时携带凶器的投机心理，不利于打击和预防盗窃犯罪。实践中，很多情况下群众发现盗窃行为不敢反抗或抓捕，除了怕有犯罪同伙之外，就是怕盗窃行为人会亮出凶器。盗窃多是贴近人身实施盗窃，具有很大的人身威胁性、侵犯性，盗窃行为人通常身怀利器给群众带来极大的恐惧，社会影响极坏。
其次，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犯财产和人身的双重故意，行为人在携带凶器的时候往往就是有意识的准备，如果暴露，就亮出凶器，抗拒抓捕或直接抢劫甚至杀人灭口。这表明其为实现犯罪目的而使用所携带的凶器持追求或放任态度。另外，由于盗窃是秘密的、不可以公开让别人知道的，行为人也知道其行为是如老鼠过街，携带凶器就是为了壮胆，由此可见，凶器助推了恶的源起。
最后，从客观行为上来看，行为人携带凶器盗窃，要么是惯犯，身上常备凶器，经常作案；要么是经过严密策划、精心准备而携带凶器，二者与一般盗窃相比较，犯罪手段都比较复杂残忍。
携带凶器并不需要明示，如果法律不加以处罚，长此以往，主观上就会给人民群众造成行为人实施盗窃多身怀凶器的臆想，使人们不敢反抗或抓捕。另外，携带凶器盗窃的客观行为具有易变性。我国所规定的盗窃罪主要是指非暴力犯罪，社会危害性小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抢劫等暴力性犯罪，在量刑上也就轻于上述犯罪，但在现实生活中，转化为暴力犯罪的盗窃呈上升趋势，行为人实施盗窃，如果同时具有暴力手段，就可能发生犯罪类型的增加或转化，从盗窃转化为抢劫的例子不胜枚举，绝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携带凶器是暴力使用的前提条件，属于必要的准备，如果单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让行为人进一步走向深化，用更严厉的刑罚来处置他，使他能够接受更严厉的教训，似乎是可行的，但这显然不是法律和刑罚的目的，法律和刑罚有必要前行一步，从源头上预防。
总的来说，携带凶器盗窃社会危害性较大，主观恶性明显，社会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进一步从社会实际中细致出法律网线，保护和预防这样的暴力犯罪的发生。因此，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既细致了对法益的保护，又是提前介入，正是注重预防的体现。
三、携带凶器盗窃之凶器认定
凶器原指兵器，《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记载：“兵者，凶器也”，现代汉语词典里关于凶器的解释是行凶时所用的器具。从法律上说,凶器的概念具有宽泛性，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给“凶器”这一法律术语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张明楷指出：“明确性虽然是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 ,但不能轻易否认刑法的明确性或指责刑法的不明确性”，作为从一般共性中抽象出来的法律条文，只需要有高度的盖然性，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需要我们从法理上来认识法律上的凶器的定义。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从一般常识上来理解凶器的定义，比如国家管制类器械，这类器械本身属于国家管制类，如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判断： （一）、是否对人身具有潜在的威胁性。是否具有人身具有潜在的威胁性是入罪的关键。这里必须把凶器和犯罪工具区别开。比如：行为人随身携带有一把钳子，通常情况下，如果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钳子向我们走来，我们很可能继续走自己的路，通常不认为具有威胁性，不宜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如果拿的是携带一根铁棍或菜刀，我们很可能就要让一让路，这就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了，携带这样的器具盗窃就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再如，行为人携带有一把微型刀片，是打算用来割包盗窃的，但他实施盗窃时没有使用或者使用时没有接近人身，不宜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微型刀片只是犯罪工具。但是，如果是行为人用该刀片割受害方的包或口袋，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因为包和口袋接近人身，对人身具有潜在的威胁。所以，如果行为人携带一些当做盗窃工具使用的器械并且没有接近人身，不宜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
（二）、从行为人携带器具盗窃的目的来判断。这里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如果客观上可以证明，行为人盗窃时携带的器具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在盗窃中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所携带的器具只要具有对人身伤害的可能性都可以认定为凶器。比如，行为人同样是携带一把钳子盗窃，如果可以证明，行为人携带钳子就是为了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另外，行为人携带凶器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是便于实施盗窃、暴力威胁、抗拒抓捕，不是为了实施盗窃、抗拒抓捕而携带器械，仍然可以构成携带凶器盗窃。行为人意图将所携带的凶器作为毁坏物品使用，临时起意实施盗窃，仍然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比如，行为人为了破坏一副名画，携带了一把匕首，突发另意，实施盗窃，结果是一张假画，达不到盗窃罪的犯罪数额标准，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这并不违反我国根据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因为客观上，此时的凶器已经演变为实施盗窃的倚仗器械。
四、携带凶器盗窃的犯罪状态的认定
从携带凶器盗窃的客观行为上分析，携带凶器行为可分为预备阶段和实行阶段，随身备有凶器是单纯处于携带凶器盗窃的预备阶段，预备阶段的携带凶器并不具现实危害性，因此，单纯的预备阶段的携带凶器盗窃，如果没有造成危害，可以不予处罚。从上面的客体分析中，我们知道携带凶器盗窃侵犯的是财产及对人身权利的威胁，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携带凶器盗窃是举动犯，不存在未遂状态，其实不然，判断既遂和未遂的主要标准，就是看犯罪主体及其相关工具与犯罪客体的联络状态。从携带凶器盗窃的客体上来看，具有财产和人身两个方面的性质，单纯的不接触人身的携带凶器偷盗财物应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状态；如果犯罪进入实施阶段，而人没有出现或没有受到潜在威胁的可能性和财物都还没用出现，这个时候，由于犯罪分子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犯罪无法实施，就是携带凶器盗窃的未遂状态，例如，在公园里的一个草坪上，行为人甲携带有匕首，准备靠近一个无人看管的包进行行窃，可是受害人包里有一条蛇看守，咬了该行为人一口，行为人赶紧溜之夭夭，这种情况可以认定为未遂，因为受害人的人身没有受到潜在的威胁，包里的物品也得到了保护。有的学者则这是既遂，因为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携带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凶器并实施了盗窃行为，完全符合携带凶器盗窃的构成标准。但我们要紧扣法条的同时，不能偏离她的立法本意，携带凶器盗窃的立法本意之一就是保护潜在的人身权利免受危害，如果行为人无意对他人的人身权产生危害或任由可能对他人身权产生危害的行为发生，在这样的情形下实施盗窃而由于其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成功就应认定为是盗窃罪的未遂，就不应以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来定盗窃罪。再如，在四周无其他人的情况下，盗窃一辆自行车，行为人身上藏有匕首，但开不了锁，只好作罢，应认定为盗窃未遂，因为犯罪主体及其工具没有接触到他人人身权利从而给他人的人身权利造成潜在的威胁并且也没有这方面的故意。如果实施了盗窃行为并携带有凶器，给他人的人身造成了一定的潜在的威胁，则构成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比如，行为人手持匕首入户行窃，未窃得财物，应认定为构成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因为入户盗窃，实际上不顾遇到户内人员的这样的后果的发生的，所以，对人身权的威胁行为人是持有放任的故意的，所以构成既遂。
五、结语
刑法修正案八在盗窃罪的修正上基本上呈现出与时俱进的趋势，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细致了法律网线，严密法网，较好地实现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相结合，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感，但在司法实践中，要紧扣法条，依托法理，要正确有效的适用刑法，该入罪的坚决入罪，不该入罪的不能入罪，该认定为未遂的应认定为未遂，不能作泛化的理解，违背法律轻缓化、历而不严的发展趋势。

作者：沭阳法院 袁征

监狱法第四十七条遭遇的尴尬

宋立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一条：“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从法条的对比可以看出，监狱机关对罪犯通信进行检查的规定明显违背宪法精神，与“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原则相抵触，是对宪法最高权威的挑战。

首先，主体不合宪。监狱机关或者监狱警察显然不属于宪法中规定的“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是宪法第四十条中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这当然有其历史背景，即监狱机关原来隶属于公安部，但是隶属关系一变，就自然缺乏了宪法依据。

其次，理由不合宪。因为监狱在检查罪犯信件时并非总是“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更多的是为监管安全的需要。而后者当然属于宪法第四十条中的“任何理由”的范畴。

再次，程序不合宪。监狱法并未对信件检查规定必要的程序，在实践中操作起来随意性较大。
最后，对象不合宪。罪犯尽管触犯了刑法，但是其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不应予以剥夺。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有两个。一是修改监狱法，将这一条取消；二是修改宪法，将检查信件的主体扩大为监狱机关，并增加相应的理由和条件等。对于前者不可取，因为从世界范围看，监狱机关都有对罪犯某些非特殊信件进行检查的权力，这无疑有利于监管和教育罪犯。对于后者，即可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宪，或经其常务委员会进行宪法解释。



作者：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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