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证人怠于出庭的社会成因探究
申笑梅 刘 磊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邮编： 832003)
[摘要] 《刑事诉讼法》经过系统修改在我国颁布实行的几年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日趋完善、更加合理。在考量刑事司法制度变革是否深入的问题时，证人出庭问题逐渐成为的重要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本文拟从“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角度出发，假定人为理性之人，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证人出庭的现状及其社会成因作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的现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要求控辩双方当庭举证，通过控辩双方的法庭调查、辩论，当庭查清事实，确认罪责。为了贯彻“对抗求证”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基本精神，防止剥夺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问权，新的庭审方式要求证人原则上应当出庭，接受以交叉询问方式进行的质证，必要时还要接受法官的询问，从而使法庭能够直接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感知能力、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合理判断主客观因素对证人作证的影响，辨别证言的真伪。但是目前从查阅到的法院汇总的资料显示，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令人非常担忧，即使少数出庭的证人也是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说服才勉强到庭的。而警察通知证人到公安局接受询问，一般说来证人却都会按时赶到，老实接受询问。因为警察和检察官手中具有强制性力量，足以使任何公民感到威慑，并且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使这种强制变为现实。
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成为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它使法庭审判事实上演化为法官对控诉方卷宗笔录的书面或口头审查：由于证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不出庭作证，法官对证人证官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仅局限于摘录和宣读控方卷宗所记载的笔录，尤其是被告人即使在法庭上做出了陈述。但这种陈述若与控方笔录所记载相矛盾，法官仍以卷宗中的陈述记录作为裁判的主要依据。这种书面审判方式是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关键因素之一，成为阻碍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障碍。[1]（P6）
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是证人出庭制度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干扰因素。
导致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不理想的原因诸多，本文仅从其社会成因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证人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现实关注而舍弃对法定义务的承担。
在分析民主、法治社会时，我们通常认为公民的纳税应该首先被用来提供安全和秩序——两种个人不能够生产(个人与国家相比，在生产安全和秩序两种产品上基本没有成本优势)的公共消费品。但我国自建国以来所面对的历史遗留的现实是国家积贫积弱、百业待兴，外国反动势力又在不断压制、威胁着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中央财政税收的大部分投入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从而使司法部门的投入长期短缺，制约了他们提供安全和秩序的生产能力。短缺之下掩盖着社会公民之间对公共安全产品享有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它们在各阶层内部较平等的分布，在阶层之间则是不平等的供给。同级的干部享有差别不大的公共产品，但对比他们上级、下级或普通群众之间，他们所享有的安全和秩序的保障是大不相同。有职务、有实权的人物占有更多的安全保证和服务之类公共产品，而普通大众则在履行完纳税义务的同时，却不得不以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或合法的、不合法方式努力保护着自己。现实中，在遇到重大案件时，高级领导人更有义务、有责任出庭作证，给普通大众做示范、表率作用。但在贪污、腐败案件中，鲜有省、市级领导出庭作证的。这些行为对普通大众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效应。连受保护最好的官员都会因有所顾忌而没有出庭作证，更何况普通大众呢?
因此在法律不能提供给社会大众一致有效的法律保障时，个人最好的对策是明哲保身，少染是非。这种情形是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验证：人们将自己或他人在长时间内、多次相同的社会互动中积累的出庭后果，进行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比，再经过现存的社会制度文化进行自然筛选，得出了个人理性的最终选择。这是证人不愿作证时，普遍存有的一种心理。证人出庭作证与书面形式的作证不同，他要直面被告人证实或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方式上更显直接，感觉更象是自己在庭上作证“加害”于被告人，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因此担心事后会遭到被告人及其亲属的打击报复。特别是一些带有暴力团伙性质的犯罪，有的被害人连到公安机关报案的胆子都没有，更何况到法庭上作证。《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从这个层面上考虑，证人出庭的法定性中的合理性就大打折扣，这样又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呢?
（二）中国人情社会千年积淀下来的巨大世俗力量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依靠着社会心理的惯性在阻碍证人的出庭作证的行为。它严重干扰了证人的理性决断，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深刻地制约着证人的作证行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经论述过，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关系网就象是往平静的水面上扔了一颗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涟漪，最中心的位置是自己，离自己最近的一圈是父母兄弟，再往后是亲戚朋友，以次类推，直到离自己最远的一圈。每个人都是一颗石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他只对圈子里的人信任、扶助，对圈子之外的人时刻怀有戒心；而圈里的人遵守着同样的规则(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和推行的道德准则)，对他也信任、扶助。人们更多的是依靠人际关系而非法律制度的保障在生活着。刑事案件中常见的情况是：证人与被告人是同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或利害关系人，平时关系融洽、往来密切，所以他们认为用书面形式证实被告人的犯罪已经对被告人很“不讲义气”了，破坏了“交互利、兼相爱”的准则（这种“利”或许很自私，这种“爱”或许不受法律保护）。现在还要他们当庭证明，更是不可能。也有的证人曾经得到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好处对被告人持同情或感恩心理，不敢到法庭上作证。还有的证人因与被告人的犯罪有一定的牵连，所以他们也不敢出庭作证。
长时间的生活习惯侵化到我们的思想中，形成了“意蒂牢结”，控制了我们的思维、行为，使我们不得自由思考行事。于是，出于人类运用理性的“冲动”和追求“自由”的天性，我们便要对旧思想进行“祛魅”，加以理性的批判（批判仅指一种理解和扬弃，是理性反省理性自身的过程）。通过批判思想才能获得独立，如此我们就可以与时俱进，将自己的观念纳入到现行的社会制度文化中去，形成自觉地依法行事的新观念、新风尚。但我国目前尚处于也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关系模式尚未建立之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依赖着延续已久的社会人际关系生活着。若为了出庭作证而破坏了这种美妙的和谐，后果往往是证人与原有的生活关系决裂。在证人脱离了旧有的生活模式，又不能进入新的生活时，等待他的只是在新、旧生活之间长久的徘徊。这时谁又来保障证人的权利?相应的法律救济又在哪里?相应的道德鼓励又在哪里? 这是“谁之正义？何之公正？”
（三）证人作证的价值属性被忽略。证人之所以成为证人，是因为他拥有并掌握他人所不知而又需要的、关于案件的情况，正是因为他人不知，这种情报具有的稀缺性，稀缺性正是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价值产生的本源；正是因为他人需要，这种情报所具有的价值使证人的作证具有的商品的属性。并且该情报会因为需要的强烈程度不同，其价值形态随之相应波动。在我国，证人内在的价值被社会大众强烈的道德召唤感和使命感淹没了、冲淡了，我们以法律的名义强制他人放弃本该享有的正当利益，去服务于正义的事业而不予补偿，这种观念、行为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强调的价值意义。
证人出庭作证在经济上非但没有利益机制的驱使，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其损失如车旅费、误工费等都是可实际考量的。特别是对那些路途遥远，作证时间长，次数多的证人来说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是目前我国缺乏对证人予以经济补助的配套措施，所以很多证人把作证看成一种负担，怕因出庭作证而影响自己的经济收入。
（四）证人作证意识薄弱。在现实生活中，不少证人认为揭露惩罚犯罪是司法机关的职责，参与其中是自己的觉悟，不参与也不为过；还有的认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记录了他们的证言，他们已履行了作证义务，没有必要再当庭与被告人质证。甚至有的证人收到出庭通知书后，竟不知道法院叫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害怕反而不敢出庭。
另一方面，我国民主和法治的启蒙阶段过短，公民也没有亲历百年的法治环境的生活积累，没有先天形成对法律的虔信。对法律的虔信有双重含义：一是通过理论验证后所得到的内心确信，二是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总结得出的对法律不可动摇的信任。上述方法同样适用于讨论证人怠出庭作证的问题。
首先，我们对法律的虔信导源于我们对法定义务的明确承担，而不是借口服从于人性弱点的必然律就回避它；但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公民难以实现内心的确信。
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向法院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
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出庭的立法过于简陋，对证人出庭的方式，出庭作证的程序、规则，证言效力，质证权的行使等均只有原则上的规定，而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不易掌握，运作时难免存在随意性，也让想出庭作证的人无所适从。
2、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在法条上不平衡。权利义务相一致是我国宪法的原则，公民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也不应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违反义务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刑事诉讼中证人履行法律规定的作证义务，承担因作伪证或隐匿罪证所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应享有一定权利。但96年刑诉法中、证人权利、义务、责任均严重失衡。表现在：
(1)证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96年刑诉法第48条明确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应享有什么具体权利。这使得证人在出庭作证的同时，还要承担人身风险，这显失公平，挫伤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2)证人的义务与责任脱节。96年刑诉法规定作证是公民义务，但是对于证人拒绝作证，却没有规定应负什么法律责任，受什么惩罚，也没有规定对证人拒证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因此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其次，亲历社会生活的经验和通过人际传播、新闻媒介获得的关于证人出庭的案例，难以让一般社会大众满意，社会大众难以从中获得对出庭的相关法律制度及人员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由于目前部分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并未提高到现行刑诉法所要求的水平上来，没有充分认识到证人出庭的重要性，认为既然证人证言已经在卷宗中体现，再让证人出庭就是多此一举、形式主义。所以他们在执行证人出庭制度时，采取消极应付的办法。长期的低薪和司法独立的不完全，影响了司法工作人员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深同情和理解, 只是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出庭。至于证人是否出庭，有什么困难，就一概不管。在庭审过程中，对证人未出庭的案件，质证时也只是走过场、走形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时也不闻不问，直接导致了辩护人和证人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和信念产生根本的动摇。证人逐收回了对法律的忠诚，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由此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在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以上所有的探讨皆建立在笔者对刑诉长时间的思考之上，这种思考只提出了问题而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或许是残缺的，但它是基于丰富的生活经验，直面现实、勇敢思考的结果。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
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威海市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威政发〔2011〕45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现将《威海市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我市全面开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期间，暂停征收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2011年7月1日前的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仍需按原征收标准和渠道，足额征收。同时，市和各市、区应当上缴省财政的南水北调工程基金，自2011年7月1日起暂从省级筹集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中统一上缴；自2011年7月1日起，省级暂不参与地方征收的水资源费分成，原省级分成15%部分留归市级。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威海市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水利建设，提高防洪减灾和水资源配置能力，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山东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威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属于政府性基金，由市财政部门筹集，主要用于本市地方水利工程建设和重点水利防护工程治理，并与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共同负担跨流域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第四条 市和各市区政府（含高区、经区、工业新区管委，下同）应当加强对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使用和管理工作的领导。
发展改革、监察、财政、城乡建设、水利、审计、地税、人民银行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筹 集
第五条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主要来源于下列渠道：
（一）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含专项收入，剔除教育收费、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收入中提取3%。
（二）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简称“三税”）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按照“三税”实际缴纳额的1%征收；
生产企业出口自产货物免抵的增值税额，按规定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三）从中央对地方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返还及转移支付资金中提取3%。
（四）从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中提取15%。
第六条 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中计提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按照下列程序执行：
（一）财政部门年初根据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年度收入预算情况，下达年度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分项目计提计划，由财政部门协调人民银行于每年6月底、12月底前分两次集中计提。
（二）年度执行中，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财政部门应当对年度计提计划进行调整。
（三）财政部门根据上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收入决算情况，对上年度提取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进行清算，并据此对当年度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分项目计提计划进行调整。
第七条 按“三税”实际缴纳额的1%征收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由地方税务部门负责代收，统一使用税务部门的税收票证，作为征缴凭证。
第八条 地方税务部门代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所需征管经费，由省级财政部门通过预算安排，不得从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中提取或列支。
第九条 地方税务部门代收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就地缴入各市区国库，年终财政部门按照如下分成比例进行体制结算：
（一）文登市、乳山市征收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省级分成50%，市级分成20%，县级分成30%；
（二）环翠区和高区、经区、工业新区征收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省级分成50%，市级分成35%，各区分成15%；
（三）荣成市征收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市级不参与分成。
第十条 财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从本级城市维护建设税、中央对地方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返还以及转移支付资金中足额计提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纳入一般预算管理。
第十一条 从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中提取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类“非税收入”01款“政府性基金收入”38项“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01目“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划转收入”。
第十二条 地税部门代收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类“非税收入”01款“政府性基金收入”38项“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02目“地方其他水利建设基金收入”。
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应使用“1030138——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入”下设的目级科目办理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纳和入库。
第十四条 每月终了后10日内，各级地方税务部门在与同级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对账后，将代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情况，抄送同级财政部门和水利部门。
第三章 使 用
第十五条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专项用于下列用途：
（一）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包括前期工作）；
（二）河流湖泊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防潮堤和城市防洪设施建设与维护管理、防汛应急度汛；
（三）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水土流失防治、水系生态保护及水文监测设施建设；
（四）农村饮水安全；
（五）地方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更新改造和运行管理；
（六）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水利项目等其他支出。
第十六条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支纳入预算管理，专款专用，年终余额结转下年度安排使用。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不得用于人员经费方面的开支。
第十七条 各级水利、城乡建设等部门根据项目建设规划，于每年年底提出项目建设申请，并会同发展改革等部门编制年度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支出预算，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部门根据批准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预算和基金实际征收入库情况拨付资金。其中，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当纳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每年年初，各级水利、发展改革、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根据上一年度地方水利建设基金预算执行情况，编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决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汇总。
第十八条 财政部门拨付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按照现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据实列支。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财政、水利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收工作的宣传，营造良好的征管环境。
第二十条 发展改革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水利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水利、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水利建设项目的管理，科学规划地方水利建设项目。
第二十二条 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支预算管理，健全管理制度，积极组织收入，科学、合理安排支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确保专款专用。
第二十三条 地方税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将应代收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及时足额征缴入库。
第二十四条 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收纳、缴库过程的管理，督促检查各经收处将所收资金及时、足额缴入国库，对延压、挪用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第二十五条 监察、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拨付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擅自减征、缓征、免征，以及侵占、截留、挪用等违规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城乡建设委、水利局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按照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三税”实际缴纳额的1%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的规定，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以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