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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工作必须贯彻落实“首要标准”

王能干


　　一、关于“首要标准”的来龙去脉

　　2008年6月16日，周永康同志在中央政法委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这是“首要标准”的第一次提出。）
　　在2008年9月16日至19日司法部举办的全国司法厅（局）长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上，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吴爱英同志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尤其着重指出要按照周永康同志关于“首要标准”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司法行政系统关于贯彻落实“首要标准”的首次表述。）
　　新华网北京９月17日电（记者崔清新），司法部部长吴爱英9月17日表示，司法部将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狱管理工作的首要标准，以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在9月17日召开的司法部厅局长会议上，吴爱英说，要把教育改造罪犯和劳教人员的质量作为考核监狱劳教领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的重要指标，以预防和减少这些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吴爱英指出，监狱、劳教所一把手是教育改造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司法部准备建立健全教育改造工作激励机制，把工作实绩、教育改造成效与晋升、奖励表彰等结合起来，大力表彰、奖励对教育改造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干警。同时要加大经费投入，强化基础建设，为教育改造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司法行政系统目前有34万多名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吴爱英指出，要通过优化这支队伍的人员和知识结构来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司法部将调整对监狱劳教人民警察的培训计划，大力引进高层次专门人才，充实到各级监狱、劳教所，努力使这些地方的教育学、心理学专业人才达到一定比例。
　　为降低罪犯重新违法犯罪率，吴爱英指出，还要加强对罪犯劳教人员的分类教育和个别教育，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罪犯劳教人员在监管场所的“交叉感染”，普及对罪犯劳教人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充分发挥心理矫治在消除违法犯罪心理、养成健康人格过程中的作用。
　　“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共同参与。”吴爱英说，要会同社会保障、公安、工商、民政等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帮教安置措施，给刑释解教人员提供谋生的机会和平台，鼓励他们依法从业、创业，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促使他们顺利融入社会。　
　　司法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陈训秋指出，“把降低重新犯罪率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作为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工作合力，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监狱系统在罪犯即将释放前要将其改造情况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通报相关部门。社区矫正和帮教安置机构要积极主动掌握情况，超前帮教。对重点人员要专人接送，做到‘无缝对接’，使他们踏入社会的第一时间不是被昔日的‘哥们’、‘姐们’接走，而是在我们的帮教安置网络关心帮助之下迈好新生的第一步。”（这是贯彻落实“首要标准”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衔接的表述）

　　二、解读“首要标准”

　　“首要标准”提出来以后，立即在司法系统引起了高度关注。各级司法机关纷纷召开专题研讨会，认真学习“首要标准”的精神实质，深刻领会其内涵，并将“首要标准”理论作为2009年度的学习重点。笔者认为，“首要标准”理论虽然从字面上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却包含着相当丰富的理论内涵。下面从“首要标准”的含义与任务来进行阐述。
　　1、“首要标准”的含义。
　　“首要标准”的字面含义，即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指的是衡量监管工作的好与坏的首要标准是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高与低。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比率越低，则说明监管工作做得越好，反之，则说明监管工作做得越差。如果从因果关系上来讲，监管质量是因，重新违法犯罪率则是果。另外，不要忽视“首要”二字。“首要”，即“主要”、“重要”的意思。“首要标准”，即“主要标准”、“重要标准”，但并非“唯一标准”。从逻辑角度来讲，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与监管质量之间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意思是指，如果重新违法犯罪率很高，那么监管工作肯定做得不好；反之，监管工作做得很好，不一定必然导致重新违法犯罪率的下降；但是，监管工作做得很好，是导致重新违法犯罪率下降的必需条件。周永康同志关于“首要标准”的阐述，提出了衡量监管工作必须将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高低作为主要标准的论断，开创了衡量监管工作由虚到实的重要转变，对于监管工作者，特别是广大监狱民警而言，是一个新的“方向标”，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2、提出“首要标准”理论的主要任务。
　　提出“首要标准”理论，主要任务是解决居高不下的刑事犯罪率问题。刑事犯罪，包括初次犯罪以及重新犯罪。之所以要强调重新犯罪率的问题，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的重新犯罪率有上升的势头，如果不加以遏止，将会直接危害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建设和谐社会，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将刑事犯罪率特别是重新犯罪率控制在一定的幅度内。周永康同志提出的“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比《监狱法》的立法宗旨即第一条所规定的“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更显得具体，也容易理解和执行，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首要标准”的主要任务剑指重新犯罪率，重新犯罪率降低了，足以证明监管质量提高了。虽然影响重新犯罪率的因素有很多，但不可否认，刑释解教人员在监管期间所接受的教育与改造，对其在重新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然有一定的选择性作用。那种认为刑释解教人员是否会重新违法犯罪属于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的共同影响，从而与监管单位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是片面的。“首要标准”理论的出台，从观念上澄清了监管工作与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之间没有必要联系的误区，也抑制了泛泛而谈监管改造质量的现象。在“首要标准”理论之下，监管单位不仅仅要关注监管期间的安全问题，重视对监管人员的教育与改造，更要将他们离开监管单位之后的行为与表现纳入到监管工作的考核范围上来。

　　三、各地学习贯彻“首要标准”理论的活动

　　“首要标准”理论出台以后，各地相继展开了学习活动，现列举之：
　　1、2008年11月6日至7日，安徽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孙建新在安徽省监狱管理局局长程传水等陪同下，赴白湖片监狱单位开展贯彻首要标准、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专题调研。来自白湖分局、庐江监狱、青山监狱、罪犯培训中心分监区、监区、科室负责人和监狱领导40多人就如何贯彻首要标准、提高罪犯改造质量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座谈交流。
　　2、 2008年11月14日，浙江省监狱学会召开“首要标准”专题讨论会。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浙江省监狱学会会长葛炳瑶指出，各级监狱机关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自觉服从服务于“首要标准”，审时度势，大胆有为，进一步深化监狱体制改革，努力实现监狱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3、2008年12月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行政系统在融安县召开强基层暨落实“首要标准”现场会议。
　　4、2008年12月27日，甘肃省监狱教育改造工作会议在宁卧庄召开。甘肃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罗笑虎指出，“甘肃省司法厅并监狱管理局要认真传达学习，研究具体措施，抓好工作落实，努力在坚持‘首要标准’、创新工作方法、提高服刑人员改造质量上有新的突破和成效。”
　　5、2008年12月，江苏省盐城监狱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江苏省教育改造会议精神，推出了六项举措落实“首要标准”，进一步加强教育改造工作。
　　6、2008年12月，浙江省宁波市望春监狱开展“首要标准”学习讨论活动，深入贯彻周永康同志在中央政法委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全省监狱教育改造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把刑释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
　　7、2009年1月13日，上海未成年犯管教所举行了“贯彻首要标准，展望2009”的大型帮教日活动。
8、自2009年1月15日起，江西省司法厅在全省监狱劳教系统开展一项历时1年、主题为“贯彻首要标准、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专题活动。

　　四、监狱工作如何贯彻落实“首要标准”理论

　　通过上述列举的各地学习贯彻“首要标准”理论的活动可以看出，司法行政系统特别是监狱系统对“首要标准”理论的贯彻落实是非常重视的，也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实际措施。笔者认为，“首要标准”理论，作为指导监狱工作改革与发展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也需要在实践中得到升华，特别是降低重新犯罪率和监管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更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论证。为了不使“首要标准”理论在实践中走样从而成为一个空洞的理论，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重新犯罪率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数字，不要为了片面追求重新犯罪率的下降而在数字上做文章。重新犯罪现象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仅凭监狱的力量要扭转这一现象是行不通的。“首要标准”理论的提出，最大的贡献就是认识到了监管工作与重新犯罪之间的联动关系，该理论并没有一味地将重新犯罪现象归咎于监管机关，中央政法机关也没有就重新犯罪率划定一个杠杠。用吴爱英部长的话来说，“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共同参与。”因此，监狱工作一方面要意识到“首要标准”理论的重要性，处处遵循“首要标准”理论行事，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关注重新犯罪率的高低，唯“重新犯罪率”是图。对于即将刑满释放的犯罪人员，要做好与社会的对接工作，让社会接纳与认可他们。监管改造工作既要考虑到监狱的安全与秩序，也要考虑到改造罪犯的根本目的是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
　　2、重新犯罪率不是衡量监管工作的唯一标准。前文分析过，“首要标准”不是唯一标准，衡量监管工作的标准还有很多。如狱内改造秩序、监管安全、罪犯脱逃率、社会对监狱的评价等都可以成为衡量监管工作的标准。司法部正在采取多种措施，优化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人员和知识结构，大力引进高层次专门人才，强化教育改造工作，以降低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因此，监狱人民警察依据“首要标准”理论自我加压，适度给监管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是有必要的，同时还应当充分发挥监狱人民警察的主观能动性，让广大民警出谋划策，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教育改造质量提高了，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自然就会降低了。
　　3、监狱的改革与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重视刑释人员的重新犯罪率，需要在源头上下功夫，即大力做好监狱本职的监管改造工作。按照《监狱法》的要求，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是监狱的三大职能。这三大职能并非单一分割开来的，而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正确执行刑罚”是监狱最基本的职能，在当前的形势下，监狱都能做到正确的依法对罪犯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是监狱最重要的职能，监狱应当根据法律做好这项工作。只有做好了惩罚与改造罪犯工作，才能认为监狱在监管工作上是尽职尽责的。“预防和减少犯罪”是全社会和监狱都应当具有的职能。对于监狱而言，通过对罪犯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本身就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现象。但是，降低重新犯罪率，则是全社会对监狱及至其他监管机关赋予的新的职能和挑战。监狱对于刑释人员没有监管的法律义务，但是对于他们之前在监管期间的教育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将重新犯罪率的高低与衡量监管工作联系起来，则是将降低重新犯罪率的责任时间予以了前置。不仅全社会对他们重新犯罪的行为负有责任，监管单位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根据“首要标准”理论，监狱在监管改造工作中，应当将如何降低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这一问题通盘考虑，在对罪犯的施教过程中，结合他们将来出狱后可能遇到的各种困境，提前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总之，降低重新犯罪率，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监狱工作贯彻落实“首要标准”理论，既是当前监狱工作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要引起重视的事情。


王能干（xbgx@163.com　　QQ：28532012）

浅析我国生态补偿的法律原则与制度思考

刘成江


　　1997年黄河出现200多天断流和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水灾，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和生态造成重大影响，究其根源主要是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 2000年以来北方地区遭受沙尘暴的严重袭击，也说明生态恶化对环境的破坏力之强；另外，植被退化、土地沙化和过度砍伐，使得水土流失加剧等状况，将生态问题推倒了全国关注的前沿。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加大了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如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2003年颁布的促进西部开发建设的重要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江河源区保护、生态移民等国家级生态工程的实施，使得我国形成了一些有效的生态管理方式。但在实践过程中，我国在生态保护方面还存在着结构性的政策缺位，如环境资源开发者无偿占有生态资源，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也未承担相应责任；环境资源保护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奖励，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赔偿。要解决好这类问题，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宏大的任务，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各地方和区域间协调合作，还需要长效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这样才能更好地调整相关利益各方生态及其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得以长期，稳定实施提供政策支持，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一、生态补偿的内涵
　　尽管生态补偿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学术界就其内涵仍未达成共识。最一般地，则将生态补偿理解为一种资源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将生态补偿机制看成调动生态建设积极性，促进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有学者认为，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对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广义的生态补偿则还应包括因环境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的区域内的居民进行资金、技术、实物上的补偿政策的优惠，以及为增进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水平而进行的科研，教育费用的支出。
　　在综合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生态补偿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成本进行补偿；二是通过经济手段将经济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三是对为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的经济补偿。所以可以对生态补偿做这样一个定义，即指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约定对损害资源环境的行为向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主体进行收费或向保护资源环境的主体提供利益补偿性措施 ，并将所征收的费用或补偿性措施的惠益通过约定的某种形式转达到因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或保护资源环境而 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主体以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的过程。
　　二、生态补偿理论基础
　　（一）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它包含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固有的自然资源价值，即未经过人类劳动参与的天然产生的那部分价值，它取决于个自然要素的有用性和稀缺性。二是固有的生态环境价值，即自然要素对生态系统的功能性价值，包括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等。三是基于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人类劳动投入所产生的价值，其中也包括为了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所需要的人类劳动投入。因此，对于生态环境资源应该有偿使用，即利用生态环境资源应支付相应的补偿。
　　（二）经济外部性理论
　　经济外部性理论是生态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经济外部性指某项经济活动给予这项经济活动无关的第三方带来的影响。经济外部性包括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种。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经济外部性应该内部化。具体来说，产生外部不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向受害者支付相应的补偿；产生外部经济性的行为人，应该从受益人那里获得相应的补偿。
　　在环境资源的生产（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所形成的外部成本）和消费（生态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外部效益）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从而导致了破坏生态环境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的生态效益被他人无偿享用，使得生态环境保护陷入尴尬局面。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这两类经济外部性都应该内部化，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就是将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措施。经济外部性内部化后，就可以纠正生态保护领域中因为经济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构建这种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就是生态补偿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
　　笔者认为，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和经济外部性理论作为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提高了环境资源的法律地位，不再把环境资源视为无价值的物，这样能促使企业在进行商品生产时将全面考虑环境资本的消耗。为了降低生态成本，企业必须减少对环境资源的破坏、污染和占有。另外经济外部性理论体现了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的责任，为国家向环境资源使用者征收一定税费，用于生态补偿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市场失灵。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