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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物数卖，是指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数个买卖合同，分别出售给数个买受人的行为。在一物数卖情形下，数个买卖合同的效力、标的物所有权的最终归属及先订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作为特定物债权的债权人能否行使撤销权，以保全自己的合同债权？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买卖合同解释，对买卖合同中“一物数卖”导致的纠纷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外，根据司法解释，在船舶、机动车等特殊动产多重买卖情形中，交付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是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对抗要件，应依照交付、登记、合同成立先后作为合同履行顺序；出现交付与登记冲突情形时，应以交付为准。

　　那么最高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所包含的法学理论有哪些？

　　一、一物数卖的分类及成因

　　一物数卖也称一物二卖。一物二卖，自古有之，其发生于债权契约成立之后至买方取得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之前的期间。广义上的一物数卖，包括无权处分下的多重买卖，而狭义上的一物多卖仅指有权处分的多重买卖。

　　（一）广义的一物数卖

　　在物之所有权已经转移于第一买受人的情况下，出卖人再将该物出卖于其他数个买受人。此种情形下，第一买受人已经取得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之后,出卖人不可能以所有权人的地位将标的物再度出卖他人。此种情形应当适用无权处分，以无权处分理论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更为科学与合理。只有占有改定情况有所不同——出卖人在转移所有权之后仍然占有标的物,对外显示出权利外观,第二买受人基于对此权利外观的信赖再度发生买卖关系在情理之中。但这种情况下的核心法律关系与其说是两个购买人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所有权人与无权处分行为中的善意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利用善意取得理论解决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较之一物数卖理论更为合理和便利。对此，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有精辟的论述:“二重买卖的构成以出卖人在先后二次买卖契约之缔结时均握有标的物之所有权为前提。在第二次缔约时,出卖人已不再拥有标的物之所有权，则其第二次买卖，将不是二重买卖，而为他人之物之买卖。”无权处分之一物二卖，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二）狭义的一物数卖

　　第一买受人尚未取得物之所有权，出卖人再将该物出卖于第二买受人，这是狭义的一物二卖，也是本文所要讨论之一物二卖。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物二卖呢，这主要是债权契约成立与物权变动的时间差所致。在任何一个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之下,想排除时间差,并由此从根本上杜绝一物二卖现象都是不可能的。大陆法上，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有所谓形式主义（其中又分为要因主义与无因主义两种，但不影响本文所讨论主题）与意思主义两大类别。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比如德国和我国台湾，物权的变动除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契约外，还须进行所有权变动的登记或交付，否则物权变动难以发生。债权契约与物权变动之间有时间差，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物二卖的发生。而在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下，只要当事人债权契约的意思表示一致，便发生所有权变动的法律后果，不动产所有权变动的登记在这种立法模式下仅仅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已。意思主义立法模式下的债权契约成立与物权变动同时完成，之间没有时间差，二次买卖似乎不可能产生。但是采债权意思主义的法国以及受法国法的理论影响甚深的日本又有例外的判例和解释，比如以特定物为标的物的买卖,当事人如果特别约定保留所有权至将来某一时刻，或某一条件成就，待将来某一时刻到来或某一条件成就之前买卖合同虽成立，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类似的还有6种场合，买卖契约的成立与所有权变动均承认是在两个时间内完成的。在买卖契约成立之后，所有权变动之前，出卖人所作的任何处分均为有权处分，第二买受人无论主观是否恶意，都不会影响契约的性质及效力，二次买卖的成立无任何障碍。那么我国是什么情况呢，虽然我国不承认物权变动无因性理论，也未明示采取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立法例，但也将不动产的登记和动产的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直接依据，只不过将登记或交付视为事实行为而非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依据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也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我国物权变动应当是登记或交付方发生效力，而不是直接依据买卖合同，物权变动与买卖合同之间存在时间差，则理论上成立一物二卖不存在任何问题。

　　二、一物数卖各合同的效力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真正的一物二卖均为有权处分，因此不考虑其他因素，理论上两个买卖合同均应为有效合同。判断一物数卖情形下数个买卖合同的效力，须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作为分析背景。从比较法的角度着眼，大陆法系比较有代表性的物权变动模式计有三种：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合同法》）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先以《法国民法典》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分析的背景。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着重将特定物的交易作为物权交易法规制的背景，认为生效的债权合同既可以作为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又可以作为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因此，在买卖合同成立的前提下，即使未进行交付特定物的行为，标的物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是故，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亦于此时在法律上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标的物为特定物，无论是否移转标的物的占有或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标的物的所有权即移转归第一买受人所有。出卖人再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即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无论出卖人此后再就该同一标的物订立多少个买卖合同，这些买卖合同的效力都应做相同的认定。

　　如标的物为特定的未来物，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2款的规定，于买卖合同成立时尚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此时出卖人就同一未来物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非为出卖他人之物，该买卖合同得成为生效的买卖合同。

　　若以《德国民法典》采用的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分析的背景时，情形就有所不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是以种类物和未来物的交易作为物权交易法规制的重点，且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不同的法律事实基础。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导致债权的享有以及债务的负担，故被称为负担行为，其仅能作为债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若欲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需要在债权合同之外，还需有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该物权合同为物权合意与交付或当事人申请登记行为的结合，被称为处分行为。

　　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当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未进一步借助物权合同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于该买受人，出卖人就仍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无论出卖人此后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少个买卖合同，这些买卖合同当然都是生效合同。假设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即借助物权合同将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归第一买受人享有，则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不享有对标的物进行处分的权利，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即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由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合同与物权合同各司其职，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并不肩负引起物权变动的使命。出卖人不享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并不对债权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仅使得物权合同的效力成为效力待定。所以，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的合同仍为生效合同。此后出卖人与第三、第四买受人订立的买卖合同，其效力也应做同样的认定。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如《民法通则》、《合同法》，都采认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该模式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它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认为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债权合同结合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办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这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同。另一方面，它并不认可在债权合同之外，另有一独立存在的，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认为无论交付抑或登记手续的办理都是事实行为。这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也不相同。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当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如出卖人未向买受人进行标的物的交付或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标的物的所有权就不发生转移。此时，出卖人再与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出卖人仍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出卖人此后所订立的数个买卖合同当为生效的买卖合同。

　　假若出卖人与第一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即将标的物交付与该买受人或为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则该买受人即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当出卖人再为第二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已非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

　　就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学界和实务界都存有分歧。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一为无效说。该说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的规定属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违反强制性规范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二为效力待定说。该说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即属于我国《合同法》第51条所规定的无权处分合同，依据该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财产权利的，该合同有效。”三为有效说。该说主张我国民事立法理应采认物权行为理论，认可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从而使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成为生效合同。

　　笔者对上述三种意见均持异议，认为应以我国现行民事立法采认的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作为分析问题的制度背景，此时，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仍得被确定为生效合同。理由简述如下：

　　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债权合同效力的发生并不直接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须以生效的债权合同与交付行为（或登记行为）这一民事法律事实构成为前提。因此，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能否发生移转，是出卖人能否依约履行合同的问题。申言之，出卖人是否享有标的物的处分权，在逻辑上直接影响的是出卖人能否依约履行自己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合同义务，故不能因为出卖人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就否认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间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效力，也即，出卖人与第二买受人之间所订立的买卖合同仍得为生效合同。至于《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的规范性质，笔者认为其应属倡导性规范的范畴。另外，《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并非我国合同法上有关无权处分合同的一般规定，而是当当事人就动产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特别约定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时，有关出卖他人之物买卖合同效力的规定。

　　三、标的物所有权的最终归属


要点提示：
公有住房承租人与直管公房经营管理单位订立承租协议，其他共居人的权利保护问题，一直是现实中极易发生矛盾的焦点；部分共有人对外转让共居房屋，未搬离的共居人是否有权要求确认无效？占有保护与物权保护发生冲突时，如何依照法律规定甄别法律保护顺序，本案将根据现实案例一一解答。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原告: 刘歌 原告: 王女士 原告: 刘畅 被告: 张兰 被告: 刘维
原、被之间均系家庭成员关系，三原告为一家人，被告王女士系原告刘歌之母，被告刘维系原告刘歌之胞兄。

诉争性质指向“物权保护”；

请求法院确认原告系承租公有住房“东城区美术馆后街65号楼3门105号”的共居人，依法共同享有承租公房的居住使用权；
请求确认承租人王女士未征得共有权人同意，答应被告刘维使用公有住房的行为无效；
请求判决被告将放置在105室内的物品搬走、腾空房屋；

要件事实及客观证据：

事实一：三原告系一家人，1987年以前，原告家人与被告王女士曾分户居住在“东城区大街”两间公租平房内；1988年原、被告居住的平房进行危房改造，拆迁安置方案原计划分户安置两套房屋，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分户安置，拆迁方将两家合用回迁安置在“东城区后街”一套房屋内（使用面积为55.5平米），王女士代表原告一家同公房管理部门续签承租合同。
事实二：三原告一直持续居住在承租的公房内，按期缴纳各种费用；因生活困难无力改善居住条件，原告一家人与签署公房承租协议的王女士为共同承租人，享有共居权。
事实三：被告刘维的女儿曾在此房中的一间居住过，2009年被告刘媛因结婚搬离此房，但其物品和家俱仍占用着此房，被告刘维借机换锁拟占此房，刘维辩称母亲王女士是唯一承租人，有权许可其居住使用。
事实四：诉争房总建筑面积仅有55平米，实际居住的是两户四口人，刘畅已到结婚年龄，需要公租房内的其中一间用于结婚，但刘维也在抢占，由此引发家庭矛盾。刘媛2009年结婚后搬离到其配偶家居住，刘维拟占房，刘畅用此房结婚，引发争端。
事实五：刘维从未在诉争房内居住过，1990年从外地进京后一直在外居住，有自己的房屋，以在外租房为由挤住诉争公房。
事实六：（2011）二中民终字第139号民事判决经审理查明部分确认的事实（第3页上部）：拆迁单位因房屋尚未配套，对王女士、刘歌两户采取合用安置，为王女士一家安置到上述房屋，此处对“两户合用安置”业经司法确认。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书证、拆迁人的证明、户口本、相关票据等六组证据。

四、值得关注的三个法律问题

法律问题一：关于“共居人”权利确认的司法依据：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司法指导意见，公房承租人与共同居住的家庭均享有合法居住权，承租协议上签名的承租人以外的家庭成员是公有住房的共居人。
法律适用引述：2003年9月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受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规范》第148页 2、请示答复（2003年9月2日）

法律问题二：关于共有权人无权单独处分的司法依据

引述法律实践资料：关于“承租人无权单独处置公有房屋使用权”司法实践：
公有房屋的承租人很多时候是家庭的代表，虽然由这个人承租，但往往该公房中有权使用的有很多人。例如拆迁安置的公房，除了承租人外，拆迁中需要安置的人口都有权使用该套公房，承租人要处置该套公房的使用权，在一些情况下就要看其他使用人的意见。如果该套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在拆迁中享有一定的既得利益，那么承租人处分使用权时就受到限制。没有征求使用人的同意，承租人就无权处分使用权，如果处分了，就会发生法律上的无权处分。
法条依据：
1、《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2、《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８９条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
引述法律实践资料：根据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第38条二款规定，公房承租人转让承租权应事先征得在本处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共同居住人的同意。因此，公房承租人处分其承租权的自由受共同居住人意思表示的限制，在未经共同居住人同意的情况下，从维护居住人生存利益角度出发，原则上应确认该转让行为无效。具体情况可分别处理，受让人未实际入住公房，未搬离公房的共同居住人有证据证明转让人未经其同意而转让该公房使用权，则该转让行为无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房承租权确定及使用权转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民一【2004】44号 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与指导案例（房地产卷）第255--256页

法律问题三：关于“占有事实”与“物权保护”顺位关系：

被告刘维曾经起诉刘畅的占有返还纠纷，经东城法院审理后，以（2011）东民初字第03635号民事判决判令刘畅给付钥匙，刘畅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提出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改变了一审认定的事实，（2011）二中民终字第13967号民事判决第3页上标第四行“对王女士、刘歌两户采取合用安置，为王女士一家安置到上述房屋内，刘维的二女儿于1999年9月搬入，刘维亦将自己的物品放入该居室内。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刘维的二女儿于2009年结婚后搬出此房，与其丈夫共居生活，刘维一直长期在外有住房，再将物品放入此房，妨害了刘畅结婚用房，此前刘维女儿的居住也仅仅是寄住，并非拆迁部门安置的法定权利。
刘媛曾经居住，结婚后搬出此房，刘媛婚前的居住，仅仅是亲属之间的寄住，并非拆迁人确定的被安置人口，其搬离此房后，腾出的房屋原告有权优先使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指导2010年第3辑“公有住房共同居住人的认定标准”）。
刘歌一家人起诉的是“物权保护纠纷”，刘维起诉的是“占有物返还纠纷”，原有判决确定的内容是返还原物，该判决对物权保护纠纷不具既判力，“占有返还”请求权依据物权法245条规定，本案系“物权保护”请求权，适用物权法第33条、34条、35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物权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第711页），当“占有保护请求”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的，应当根据物权优先的原则处理。
占有保护请求权只确认的是一种占有事实的关系，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的效力不同，占有保护请求权不问占有背后有无占有的本权存在，直接针对占有的事实，与占有人是否有权占有无关。
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请求保护权之间有区别，法律基础不同、功能不同，物权保护请求权是基于物权的绝对性、排他性而规定的一种防卫性请求权，其请求权基础为物权，物权请求权是物权的效力或权能的自然体现，占有保护请求权的基础是占有事实，而非基于确定的权利，不涉及占有物的权利归属问题。物权请求权的功能表现为物权园满状态的恢复，物权效力得到维护，具有终局性和确定性，占有之诉与本权之诉互不妨碍，各自独立，当占有保护请求权与物权保护请求权发生冲突时，最终应依据占有人与本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决定物的归属，即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事实上的支配关系。

利益衡平及风险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