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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与临床教学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刘凯


前言
从以往的医患关系来看，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之一的隐私权与附属医院或教学医院的职能是不存在交集的。但是，由当前众多媒体的报道来看，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在临床教学（或称之为对患者的诊疗）的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处于上升的态势。对于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适对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一、 隐私、隐私权以及附属医院和临床教学医院的概念
所谓隐私，是指自然人自身所享有的与公众利益无关并不愿意他人知悉的私人信息。
所谓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4月群众出版社第21页）一般认为，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和隐秘性，主要包括个人生活宁静权、私人信息保密权、个人通讯秘密权及个人隐私利用权。（王利明《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149）
从我国当前临床教学的实践来看，承担临床教学职能主体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附属医院，一类为教学医院。所谓附属医院，笔者认为是指高等医学院校（系）设置的包括承担临床教学职能在内的医疗机构。所谓教学医院是指经卫生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评审，达到教学医院条件，并与高等医学院校建立起稳定教学协作关系的地方、部门、工矿、部队所属的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丁涵章等主编《现代医院管理全书》，杭州出版社，1999）
笔者以为，不管从何种角度对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进行定义，有两种固有的性质是此两类医疗机构所共有的。一是承担公共医疗卫生的职能——根据我国当前所颁布的与医疗卫生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来看，任何一个医疗机构都具有此种职能；第二，承担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实习和临床教学的职能。
二、对医疗机构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产生纠纷呈上升态势原因的分析
经过笔者与医院管理层和一线医师的交流，发现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医生们的观点大体如下：
第一类，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意识在逐渐提高，而医生在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及带教时，还在延续着老的方法和思路；
第二类，患者一旦选择到附属医院或临床教学医院看病，就等同于默认了其会配合医院的教学职能，因此有些患者主张权利，显然没有道理；
第二类，患者在滥用自己的权利。如果患者到具有临床教学职能的医院来看病，如果个个都强调自身所享有的隐私权，那么医学科学如何发展？国家如何培养医学科学的专业性人才？患者应当考虑到附属医院和临床教学医院的临床教学行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是为了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我们认为，前述几种观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法学的角度看，前述观点还有继续商榷的余地。
根据民法理论，除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之外，任何民事主体不得推定其他民事主体未予明确的意思表示为“默认”。果真如此，则等同于任一民事主体均可对他人享有设定民事义务的权力，这种做法与民法的基本理念——民事主体之间具有平等的地位显然不符。
当患者来医院检查身体或治疗疾病时，不管是在门诊进行诊疗、还是在急诊进行抢救或是入住医院进行治疗，都与医疗机构之间形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一般情况下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是存在“对价”的。此种“对价”就是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医患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就患方而言，患者应如实地向医师陈述自己的病情并支付相应诊疗费用；就医方而言，医师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为标准，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
从患者所享有的隐私权角度来看，其面对自己的经治医师如实陈述自己的病情，是为了使其自身更大的利益——生命健康权得到保障，而放弃了自己所享有的针对自身所患疾病这一个人隐私的隐私权。但是，从医师或者医疗机构的角度来看，这应当被视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患者作为一方合同主体为了医师实施诊疗行为所给予的配合。根据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这是患者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所应当承担的合同义务，非如此不能达到医患双方订立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这是患者在与医疗机构订立医疗服务合同之后，依据医学科学，为了医疗服务合同订立的目的，在客观情形下、针对特定的对象、自愿的缩小了其自身隐私的外延。因此，不能据此认为患者来到医院看病就不享有隐私权。
如前所述，患者缩小自身隐私的外延的行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是必须的。但此种必须的前提是患者自愿，并且是针对特定对象的自愿。根据民法理论，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除患者的经治医师、护士为了合同的目的有权要求患者如实陈述及配合之外，任何人都不得侵犯患者的隐私权。如前所述，患者的隐私权只能由患者自身决定是否部分放弃或完全放弃。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这一条文，明确指出了医疗机构被设立的目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家扶持医疗机构的发展，鼓励多种形式兴办医疗机构”。结合此条例所规定的第三及第四条的规定来看，不管是公立医疗机构也好，还是私立医疗机构也罢，只要是医疗机构就都具有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
根据前述对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附属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是由设立它的高等医学院校（或系）所下达的，笔者认为，附属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是附属医院的“职务行为”。而对教学医院的概念界定后，我们可以看出，某一个医疗机构如果成为一个教学医院，其应当经过的程序包括：１、由卫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评审；２、在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由医疗机构与高等医学院校（系）进行协商。在前述两个程序完成之后，医疗机构才能在除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之外具有临床教学的职能。由此可以看出，医疗机构所具有的临床教学的职能，并非其被设立的本来目的。教学医院所具有的教学职能，是其在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并经行政部门审批后，与高等医学院校（系）经过协商之后所取得的。因此，这就等同于医疗机构与高等医学院校（系）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名合同，在此一合同之中，教学医院所具有的此种教学职能是根据双方的约定或者惯例，其所应当负担的一种合同项下的契约义务。
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合同具有相对性，在合同项下，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不涉及除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因此，医学人才的培养，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等事项的约定，只能认为是签订这一无名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这一合同的目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确实能够让普通人受益，那么能否认为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所具有的临床教学职能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呢？由我国当前法学学者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来看，尚没有形成一种通说。我们认为，所谓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在短期内确实实现且能够为全体社会成员所享有的诸多具有社会公益性的设施、产品或服务。因此，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医学科学是一种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某一方面（在本文特指公共医疗卫生）的实现所为的一种必要的行为，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以及临床教学中，过分强调前述任何一种权益都不恰当。
通过前述的简要的分析，笔者以为，当前对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因隐私权所发生的纠纷呈逐渐上升态势的原因，应当是对患者所享有的隐私权、患者在医疗服务合同之中自愿缩小其自身所享有隐私外延行为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理解上的偏差所造成的。我们呼吁患者应当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对临床教学的行为给予支持，而医疗机构则应在充分尊重患者隐私的情况下安排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的角度来看，此种权利应当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从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一个社会要正常有序合乎理性的向前发展，就必须要对自然人所享有的那些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给予合法并且合理的限制。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此种矛盾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所要作的是如何准确把握一种“尺度”，既不允许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侵犯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也不允许自然人以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理由来藐视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
就隐私权与临床教学之间所产生的问题来看，本质原因正是如此，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探究和思考的问题。


关于2008年意大利法经济学年会与野马的对话

龙城飞将


　　野马参加了2008年意大利法经济学年会感觉深受打击，感慨良多 。我在他的博文下留言，遂有我俩之间的一些对话，现在将它记录下来。

　　野马感觉深受打击原因有三：其一、意大利的法经济学已经进入本土化实证研究阶段。其二、意大利的法经济学年会坚持用英语交流。其三、他们数学模型用得好。他的结论是，“人生其实很短暂”，意大利的法经济学家们“把为学术研究和兴趣作为第一位，而不是考虑很多功利的目的，和他们相比我很汗颜，他们的这种精神难道我不需要学习吗？”

　　对野马的感慨，笔者完全理解。

　　笔者认为，中国的法经济学之所以没有进入到本土化研究阶段，原因在于研究者们还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何为法经济学。尽管他们介绍法经济学的文献已经是汗牛充栋，但实质上并没有真正理解它。我见过这样一篇文章，一个博导和一位博士生，煞有介事地向人们介绍法经济学，但自己却连法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没搞清，读过他们的文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猪肉+牛肉＝猪肉。

　　实质上，法经济学并不神秘，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把握了这个原则，对法经济学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

　　至于用于交流的语言，我认为英语好，便于国际间交流，固然是好事。英语不那么好也不影响在中国的研究者们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并不是英语好才能进行研究，英语不好就不能进行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中文好就能够在中国进行法的经济学研究，英语好则便于国际交流，把中国的研究成果交流到国外，把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法经济学的本质是用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包括法律问题、法理问题、具体案例问题、司法过程、立法、行政执法、公民守法问题等，这就决定它所使用的工具是经济学工具，可以说它的核心工具是成本——效用分析。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倾向，这就是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由真实的初等数学到后来的高等数学，由微积分到线性代数，由博弈论到其它更新型的数学方法。这与其所研究的对象及研究体系、传统有关系。是不是一定数学好才能学好经济学，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肯定的角度来说，数学好的人，建立一些模型，别人看不懂，容易得到学术霸主的地位。但有些人是只建立了模型，实际上无法求解，有些人是有模型有解客观现实的发展总是与之愿望相违背，所以数学越用得高深亦有很大比例预测与分析不准确。所以在搞实际经济工作的人看来，许多情况下模糊就是精确，精确反而是糊涂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学领域，数学是经济学的工具，而不是经济学本身。而且是次级工具，因为经济学的最基本工具是成本效益、供应需求等，它不可能替代成本效益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只能为这些基本概念服务。
　　到了法经济学领域，实质上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经济学在法经济学中的地位就是工具的地位，此时，数学模型就是工具的工具。即使是法经济学的几个大名人，包括波斯纳、科斯和边沁，他们一再强调法学研究要注重量的方面，却也是极少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波斯纳在法官的效用函数中用了模型，那是学过中学的代数的人都会用的。他列出了模型，却没有实质去求解。这证明他的数学也是不很好，但这并不妨碍他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

　　有一本书名为《法律的博弈分析》 ，相信许多人买到了这本书。但真正读过，或者真正读懂的人却不一定多。
　　据介绍，该书首次运用博弈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来提高我们对法律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围绕博弈理论主要的解概念来组织内容，本书揭示了人们熟知的囚徒困境、性别战、啤酒蛋糊以及鲁宾斯坦讨价还价等博弈可以用来阐明许多不同种类的法律问题。《法律的博弈分析》突出了起作用的基本机制，并展示了博弈概念及相关法律问题自然的递进过程。
　　该书最为综合和最为概括的方面是其对于（非合作）博弈理论如何特定地应用于法律问题分析首次作出了非技术性现代指导。它是读者容易理解的具体数量例子的分析，不是抽象概念的理论式表述。作者利用真实的案件或假设的前提介绍并说明了现代博弈理论的突出内容。《法律的博弈分析》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它将成为法学研究中增加使用博弈理论模型的催化剂，人们在未来将认识到本书在这一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伴随着这种影响，本书必将获得应有的赞誉。令人高兴的是，这样的影响对于法学领域有极大的益处而这样的赞誉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数学模型，几乎是把博弈论的教科书套上法学的问题演算了一遍。但进入社会实践估计非常困难。而且，写这书的人也是法学教授与经济学教授的结合，两个领域的教授都想创新，就产生了这本把博弈与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法学领域的专著。如果把这两个学科的教授分开，也许谁也做不成事。
由此可见，写出这本书，已经是非常之难，必须是法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的教授能力合作，而且经济学教授还必须是精通数学，尤其是博弈论的。学懂这门课亦很难，因为读懂这本书需要懂一些法学、懂一些经济学、懂一些数学，最重要的是需要懂博弈论。如果再把这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中，更是难乎其难。若用于立法，需让立法者们同时具备法学、经济学、数学尤其是博弈论知识，若应用于司法实践，亦需令法官、检察官和警官们懂这些专业知识！

　　从纯学术的角度，国外的经济学人确实数学水平非常高。这使得很多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者很不服气。不独如此，早在马克思之前，这种风气已经形成。所以过去我们读《资本论》时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就，马克思在这本书只用了初等数学。实际上，马克思的数学水平很高，许多人研究他所写的《数学手稿》，说在其中有辩证法的理解和解释，这是一般数学家也很少注意的。但《资本论》连初等数学也用得很少。
　　而近现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建立数学模型的倾向越来越强烈。但是我认为，数学模型在经济学中的作用，经济的宏观方面主要有投入产出经济学以及一些宏观经济问题的数学分析。微观方面则侧重一些具体问题，包括产业经济学一般认为属宏观经济学，但也用数学来分析具体的企业之间的问题。而波斯纳和科斯都是较少用数学，尤其是高等数学。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斯拉法，以一本薄薄的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创建了自己的斯拉法体系。他的数学非常好，在这本书主要是就要线性代数。这在经济学们谁也不敢否认他的成就，因为懂高等数学的经济学们本来就不多，懂线性代数的经济学家更好，所以他的著作写出来后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没有人有能力对此进行批评。
　　不巧的是，有一天，一位数学家百无聊赖，同时也可能是他觉得在数学领域找不到发挥自己特点的地方，就用数学来研究经济学问题。可怜的本来数学很好的斯拉法被他选中了。这位数学家研究了斯拉法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同样用斯拉法的方法却否定了斯拉法。所以，数学也有两类，一类是纯数学。如陈景润所研究的，纯数学。从数学的提前演算出数学的结果。另一种是用数学的方法解决经济、军事甚至民主政治等的问题。此时，他们在数学领域实质上没有真正的建树，他们的贡献在于用数学方法解决了别人没法解决的问题。

　　数学是研究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模型等概念的一门学科。透过抽象化和逻辑推理的使用，由计数、计算、量度和对物体形状及运动的观察中产生。数学家们拓展这些概念，为了公式化新的猜想以及从合适选定的公理及定义中建立起严谨推导出的真理。从这个角度看，数学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公式化的推理方法，是一种数字化的逻辑学。
　　从这个角度看，数学或经济学的很多分支可以应用于法学领域。例如，投入产出经济学可以测算法律部门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成本、投入等。博弈论可以研究人们在执行合同时、罪犯在是否犯罪以及是否认罪时、法官在判决时是否受到各种与其个人利益相关的因素干扰时的问题。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充分应用了数学才能够达到完美的境界。法经济学应用数学的路径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学问题，而经济学又使用数学的方法，即以数字化逻辑的方法进行推理。这种推理就和法律推理一样，是由一些前提和条件出发推导出某个现象的原因或结果。
　　经济学也有许多分支可以应用于法学，并不仅仅是制度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可以用来研究上述这两类问题。信息经济学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理论可以用来研究民法中的代理人理论、国家理论、司法权理论等。当然，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用来研究法律的成本，包括建立一种法律制度或立法的成本、守法违法的成本等。若研究到极细微深入的地方，也可以使用使用数学方法，建立一些模型，进行一些演算与论证。

　　野马认为，现在有的经济学博士的数学已经不比数学博士差，我们可以承认存在这种情况。但可能的情况是，若他是在数学方法上进行创新，他就不是经济学博士，而是数学博士。若他是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就是在数学的方法上没有创新，只是用数学方法进行这种经济学的研究。当然，也许他可能是两兼有之。

　　野马认为，在国外法经济学归属于经济学多一些。对此，我持保留态度。不管这是什么权威的观点，我们都不能轻易地被他们“忽悠”了。研究任何问题的思路总是先定性，后定量。法经济学的定性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的问题，所以它本质上法学，不能是经济学，更不能是数学。它本质上要为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服务。
　　如果倒过来看，若是用法学的基本方法去研究经济学问题，就是“经济法学”了（当然不同于我们现在的经济法学科），此时的学样才可以归属到经济学。当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出现，希望有这样一批法学专家也用法学的方法去研究经济学问题，创立一门新的“经济法学”，或称“经济的法学研究”，也做一回“法学的帝国主义”，不失为利国利国的好事。

　　如果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在法经济学领域当然是现在的法学专业和经济学专业的人都得汗颜，只有数学与英语双料的人才可以做法经济学研究。或者说天才级大师，他同时具备法学、经济学、数学、英语这四语硬功课的良好基础，才可以进行研究。
　　若是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具体的法学问题，当然是经济学与法学双料学科的人占优势，或者说他们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2009-12-7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